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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豚計劃（日語：河豚計画／ふぐけいかく Fugu Keikaku），亦稱豚魚計劃。是指大日本帝國在1930年代制定的一份計劃，準備為了日本的利益，將逃避納粹德國的歐洲猶太難民安置在日本控制的亞洲大陸。1934年，該計劃首次提出，在1938年的五相會議上得到確認，但是到了1940年日本加入軸心國及簽署三國同盟條約以後，以及其他許多狀況的影響，這一計劃未能得到充分實施。
語源
這個計劃相信，猶太人將非常有利於日本，但也非常危險。因此，這一計劃被特意命名為「河豚」，因為河豚如果沒有經過正確、精心的烹飪，會將人毒死。[1]
計劃
河豚計劃的核心是將數千名、甚或數萬名猶太人定居在當時日本的傀儡政權滿洲國，或者日本占領下的上海[2]。這樣不僅可以獲得預想的經濟利益，而且可以取悅美國，特別是美國猶太人，推動他們向日本投資。這個計劃是基於對歐洲反猶太主義宣傳的相信，例如所謂的《猶太人賢士議定書》[1]。
計劃人員最終提出了詳細的方案，包括如何組建居留地，以及如何取得猶太人的支持——包括採取投資和實際定居兩種形式。在1939年6月和7月，這些方案被編成《透過利用在中國有權勢的猶太人使得美國總統緊密圈的遠東外交政策輿論轉變為對日友好的具體措施》和《引入猶太人資本的研究分析》，並得到日本在中國的最高官員批准。
吸引猶太人和美國好感的方法包括，派遣代表團前往美國，向美國的猶太教拉比介紹猶太教與神道教的類似之處，並將這些拉比帶到日本，向日本人介紹他們和他們的宗教。還包括吸引美國新聞業和好萊塢的好感，因為他們相信猶太人即使沒有完全控制、也是強烈地影響這兩個行業。
但是，還是制定了許多建立居留地的詳細計劃，地點包括滿洲的許多地方以及上海附近。這些計劃允許猶太移民的人數從18,000人上升到600,000人，還包括在各種人口規模情況下，居留地土地規模的詳細資料，以及學校、醫院等設施的安排，計劃同意這些猶太人居留地將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以及文化和教育實行自治；同時日本人提放給與猶太人過多的自由，他們感到給與一些自由對於維持他們的好感是必須的，以及他們的經濟利益。批准該計劃的官員們強調，居留地表面上實行自治，但同時必須進行幕後的控制，將猶太人置於密切監視與控制之下。他們害怕猶太人將會逐漸進入日本的主流政治與經濟，如同《猶太人賢士議定書》所描述的，像在其他許多國家一樣，將會控制日本。
最後，該計劃委託世界猶太人社團資助這個居留地，供應定居者。
計劃破產
這個計劃起初只是一小群日本政府和軍事官員的主意。他們認為建設滿洲國需要一批能夠幫助日本在那裡建立工業和基礎設施的人。這個小團體的基本成員包括日本的「猶太專家」犬塚惟重大佐（Inuzuka Koreshige）和安江仙弘大佐，實業家鮎川義介（Yoshisuke Aikawa），以及許多關東軍軍官，稱為滿洲系。
他們決定吸引猶太人到滿洲國，是因為他們相信猶太人擁有大量金錢和政治權勢，而且擁有神奇的能力來獲取這些。他們所認識的一位美國猶太銀行家雅各布·希夫，曾在30年前由於，向日本政府提供天文數字的巨額貸款，幫助日本贏得日俄戰爭。此外，他們和許多日本官員都相信《猶太人賢士議定書》的謊言，認為全球猶太人陰謀控制世界經濟和政治。這些信仰使得一些日本權威人士過高地估計了猶太人的經濟和政治權勢，以及他們由於流散世界各地帶來的國際便利。他們相信，從納粹手中援救歐洲猶太人，將會使日本得到美國猶太人堅定和永久的支持。
1922年，兩位被派往西伯利亞幫助幫助白俄抵抗紅軍進攻的日本軍官——安江仙弘和犬塚惟重回到了日本。在西伯利亞，他們第一次聽說了《猶太人賢士議定書》，立刻對所謂猶太人的權勢極度著迷。在整個1920年代，他們寫了許多關於猶太人的報告，並且到今天的以色列國（當時的英屬巴勒斯坦委任統治地旅行，研究猶太人，並與猶太人領袖哈伊姆·魏茨曼和大衛·本-古理安交談。安江仙弘甚至將《猶太人賢士議定書》翻譯成日語。安江仙弘和犬塚惟重設法使日本外務省對猶太人產生了興趣，要求每一個日本大使館和領事館密切關注所在國猶太人社團的活動。外務省收到了許多報告，但沒有一個報告能證實確實存在所謂的全球陰謀。
就在1931年日本入侵滿洲的九一八事變的前夕，兩位所謂的猶太專家加入了軍隊「滿洲系」，許多日本軍官希望日本擴張到滿洲。這個派系的首領是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他們在吸引日本人定居和投資滿洲的過程中遇到了困難，於是被河豚計劃所吸引。但是，河豚計劃在開始執行之前，就遇到了第一次重大挫折。1933年，哈爾濱猶太人Simon Kaspe遭到誘拐、拷打和殺害，於是已經在該市定居的大批猶太人，不再信任日本軍隊，大批逃往上海，將這恐怖的故事告訴周圍的人。1937年，安江仙弘與哈爾濱猶太人領袖談話以後，使他們確信日本人已經改邪歸正，於是成立了遠東猶太人大會，隨後數年中舉行了多次會議，討論在哈爾濱市內和郊外建立猶太人居留地的問題。
1938年召開了五相會議：日本的5位最高官員聚集討論「猶太專家」的這個計劃。他們是：首相近衛文麿、外相有田八郎、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和通產大臣池田成彬。大臣們面臨兩難的選擇。一方面，日本與納粹德國結盟簽了反共協定，任何幫助猶太人的做法都會危及這一同盟。另一方面，水晶之夜事件以後，猶太人對德國產品的抵制，顯示了猶太人的經濟實力和全球一致，如果日本希望得到猶太人的好感，這是一個絕佳的機會，因為許多猶太人逃離歐洲，正在尋找避難的去處。由於日本內閣當時需要一致透過，而不是多數透過，這次會議成為內閣最漫長、最複雜的會議之一。但是最終還是達成了一致意見，政府批准實施河豚計劃，但是任何行動都不得有損與德國的關係。
但是，該計劃從未正式付諸實施。1939年，上海猶太人請求不要 再允許猶太難民進入上海，因為他們的支持能力已經達到極限。當時，美國猶太人社團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Stephen Wise，表達了激烈的主張：任何與日本合作的猶太人都是賣國分子，違反了美國對日本的道義禁運。
1939年，蘇聯與納粹德國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使得猶太人從歐洲到日本的交通變得極為困難，1940年的事件使得河豚計劃以正式的官方渠道執行變得不切實際。6月蘇聯佔領波羅的海國家，進一步切斷了猶太人逃離歐洲的可能性。日本政府與納粹德國、義大利王國簽署三國同盟條約，完全排除了來自東京的對這一計劃進行官方援助的可能。
不過，駐立陶宛考納斯的日本領事杉原千畝，不顧東京的命令，向逃離的猶太人簽發過境簽證，允許他們前往日本，並逗留一段時間，然後前往最終目的地，不需要入境簽證的荷蘭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庫拉索。數千名猶太人得到了他批准的簽證。有些杉原千畝的簽證甚至被抄寫了下來。許多猶太人經過艱難的過程，得到了蘇聯政府的出境簽證，被允許經過西伯利亞鐵路穿越蘇聯，從海參崴上船到敦賀，最終定居在日本神戶。
1941年夏天，日本政府開始擔心如此眾多的猶太難民住在日本的這個主要城市，而且靠近軍港和商港，於是要求住在神戶的猶太人遷往日本占領下的上海，只有難民抵達前就住在神戶的猶太人才可以留下。6月22日德國撕毀了互不侵犯條約，對蘇聯宣戰，蘇聯亦提防日本會否和德國夾擊自己，使得俄國與日本也成為潛在敵人，因此結束了從海參崴到敦賀的航線。幾個月後，就在1941年12月偷襲珍珠港之後，日本奪去了上海公共租界，占領整個上海，來自美國猶太人的金錢幫助、甚至通訊全部停止了， 富有的巴格達猶太人，其中許多人是英國公民，被作為敵對國公民逮捕。美國財政部準備對資助上海猶太難民網開一面，放鬆管制，但是美國的猶太人組織執意要堅定地表現他們的愛國精神，放棄任何不忠於美國的行動。
1942年，日本政府正式廢除了五相會議的決議，正式完全廢除對這個幾乎不存在的河豚計劃的幾乎不存在的支持。德國蓋世太保首領Josef Meisinger，綽號「華沙的屠夫」，到達上海。他要求日本地方當局「清除」猶太難民，或將他們送到鹽礦做苦工；也就是說，把阿道夫·希特勒和希姆萊的最終解決帶到亞洲。東京政府無法不支持，但是 Meisinger的計劃被削弱為只是成立了上海隔都：上海的猶太人現在被迫住進一個隔離區，禁止離開。
1943年2月18日，日本當局宣布成立「無國籍難民隔離區」，命令上海所有猶太人遷入這個位於虹口區的面積一平方英里的地區，直到戰爭結束，大部分猶太人處於飢餓之中。就在戰爭結束前幾個月，上海隔都遭到轟炸，盟軍飛機試圖摧毀上海市內的一個無線電廣播發射機。
在美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雙重打擊下，猶太復國的決策者最終放棄了在中國大陸建國的主意。雖然後來仍舊有部分猶太人不願意放棄日本也想利用猶太人的財富和在美國的影響。但是由於中國人民的不懈反抗日本殖民，最終他們也都離開了中國東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