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唱歌的牆-莫言散文精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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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少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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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4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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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 地球

Re: 會唱歌的牆-莫言散文精品集

文章 徐少康 » 週三 11月 21日, 2012年 7:41 pm

第21節狗、鳥、馬

  十年前,我曾隨一個作家代表團去過聯邦德國。現在回想起來,在聯邦德國那些美麗的城市裡,隨處可見被衣冠楚楚的男人或是女人牽拉著行進的狗。從德國的北頭走到南頭,我還沒看到過一隻無主的狗。德國的狗花樣實在是多極了。有蠢笨如牛的,有玲瓏如兔的,有長髮飄飄如美女的,有皺臉裂唇如惡鬼的。幾乎所有的狗的脖子上都拴著一根鏈條。偶爾也能見到一條摘除了鏈條的狗,但脖子上還拴著皮圈。那根鏈條就在狗身後的主人的手裡提著,隨時都可以掛上去的。即便是那些摘除了鏈條的狗,也像個好孩子似的乖乖的跟在主人腳後,主人走快它走快,主人走慢它走慢,無鏈條也好像有鏈條,看著都讓人感動。

  在慕尼黑,我看到一匹似狗非狗的大動物,搖搖晃晃地跟在一個美麗的金髮女郎背後。那女子袒胸露背,昂首前進,那怪物在她後邊,威風凜凜,狼行虎步。我心裡很是恐懼,因為打死我我也想不到世界上竟會有這樣的動物。它是老虎和綿羊交配生出來的雜種吧?它看到我看它,也冷冷地歪頭瞅了我一眼,掩藏在綠色長毛裡的那眼睛凶光逼人。它的比我的拳頭還要大的爪子吧嗒吧嗒地敲著地面,尾巴拖在身後,好像一把大掃帚。這東西如果出現在深山老林裡,一定是位令百獸觳觫的大王,但它跟在一個女人的背後,脖子上還掛著一根鏈條,它也只能是條狗。

  在高速公路旁邊的一家小飯店裡,我看到一對盛裝的中年男女,像侍候小寶寶似的,用一個銀盤子,給一條頂多只有兩斤重的小老狗餵奶。這條狗嬌喘微微,令我想起中國的古典美人。它用紅紅的小舌頭,舔了一點牛奶,然後就搖搖頭。那女人咕嚕了一句外語,我雖然聽不懂,但我能猜到她的意思。無非是說:寶貝,你不喝了嗎?你喝這點怎麼能行呢?那小老狗繼續搖頭。男人就從瓶子裡拿出一根金黃色的香腸,遞到小老狗的嘴裡。我們有時吃到的香腸並不香,但是這男子拿來餵狗的香腸真是香氣撲鼻。小狗聞了聞那腸,不吃。我心中感到很憤怒。十年前我們的思想還不跟現在一樣,我們的生活也不能跟現在相比。我這樣說的目的就是要承認那香腸的香氣勾起了我的食慾。十年前我還沒有勇氣承認,十年後我可以坦率地承認。其實,一切就是個所謂名分,上帝生長萬物,並沒有標出哪是狗食哪是人食。那根德國小老狗不喜吃的香腸品質優良,它勾起我的食慾完全正常。如果是現在,我就跟那個德國男人要一根吃。他給不給我是他的問題。他把那根小老狗不吃的香腸用紙包了包,扔到垃圾桶裡。我心裡感到很痛惜。那男人用一根雪白的手帕給他的狗擦了擦小嘴巴,然後,才和他的女人坐下吃飯。

  還有一次,我們坐在麵包車裡,在公路上奔走。一輛輛的豪華轎車,從我們車旁一越而過,一越而過,一越而過。我突然看到,在一輛剛剛超越了我們的奔馳轎車的後座上,蹲著一條笑嘻嘻的小獅子狗。這傢伙,還對著我們的車叫喚,好像在笑話我們的車太慢了。我心裡很氣,恨不得把它揪下來踢一腳。但是它很快就隨著奔馳絕塵而去。我忽然想到:這條狗如果頭暈,會不會嘔吐呢?如果嘔吐不是把那輛豪華轎車給弄髒了嗎?

  又有一次,記不清是在哪座城市裡了,在一座教堂的邊上,躺著一個生著火紅色連鬢鬍鬚的流浪漢。他老人家身前身後依偎著五條狗,好像他的五個孩子。這五條狗一條比一條漂亮,身上不髒,毛也很順溜,不像吃不飽的樣子。而狗的主人,則是面黃肌瘦。在他和它們的面前,放著一個盤子,裡邊有幾個硬幣。每逢有人從他和它們面前走過,老流浪漢就說幾句話,聲音很低沉。老頭說完話,那五條狗也跟著叫幾聲,聲音也很低沉。他和它們表現出一種特別深沉、特別謙遜的態度。

  我問我們的翻譯:他們說什麼?

  翻譯說:老頭說可憐可憐這五條無家可歸的狗吧。
  我問:狗呢,狗說什麼?

  翻譯笑著說:我不懂狗語。

  我說:你不懂我懂,狗必定是說,可憐可憐這個無家可歸的人吧!

  這是真正的相依為命,也是真正的互相關心、互相愛護。我們儘管很窮,但還是掏出幾個硬幣扔到他和它們面前的盤子裡。他對我們說了一句話我敢肯定是謝謝,狗對我們一齊汪汪汪,表達的也是感謝之意。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中國的狗是不是能聽得懂德國狗的叫聲?

  在德國看了那麼多奇形怪狀的狗,於是就想到了家鄉那些狗和家鄉人講過的關於狗的故事。我有一個很不好的習慣,那就是在外邊無論見到了什麼事,總喜歡和家鄉的同類事情作比較,一比較就難免說一些不該說的話,為此得罪了許多人。今後盡量地改正吧。我們故鄉的狗很少有脖子上戴鏈條的,因此,雖然我的故鄉的狗撈不到牛奶喝也撈不到香腸吃,但它們比德國的狗自由。香腸雖好吃,自由價更高。它們白天漫遊於田野,夜晚臥伏於草垛邊,願意為主人看家就叫幾聲,不願看家就出去撒野。事實上也比德國狗愉快。

  70年代中期,我在生產大隊養豬場裡當了一段警衛,每天夜裡都要跟前來偷豬食的狗作鬥爭。我抱著一桿土槍,埋伏在土牆後。在銀色的月光下,看到它們蹺腿躡腳地來了。狗眼綠瑩瑩的,好像鬼火一樣。看看近了,就摟火。震天動地一聲響,狗慘叫著跑了。不是我槍法不好,是我不敢打死它們。都是村裡人家的狗,打死了不好交待。這就叫打狗也要看主人。

  村裡文化活動很少,碰上打"對狗"就像過年一樣。往往是看到兩個狗在一起轉起圈子來了,我們就開始興奮。一旦它們交配成功,我們就手持棍棒或是磚頭瓦塊,一擁而上,就像當年到海灘上去抓跳傘逃生的敵特一樣。有一個謎語:"四個耳朵朝天,八條腿著地,中間一根轉軸,兩頭喘氣。"就是說"對狗"的。它們連結在一起,互相牽扯,行動不便,被我們打得叫苦連天。不但我們這些討狗厭的孩子打,大人也參加這罪惡的活動。但在當時,我們也並不認為這樣做不狗道。因為鄉下傳說,"對狗"不打不開,一天不開母狗死;兩天不開公狗死。有這樣的傳說墊底,我們打"對狗",就是積德行善了。後來我進城之後,才明白鄉下的傳說是胡說。

  現在回想起來,德國的狗都不喜歡叫,即便是叫也是低聲叫,好像怕驚動了別人似的。我們到德國,也算是外國人了,但那些德國狗理也不理我們。我記得我們一行十幾個人到漢堡郊外一個德國姑娘家去做客,她家那條大個狼犬對其他的人一概不理,懶洋洋地連頭都不抬,唯獨對我狂吠。有一個人說我:連狗都知道你不是好人。我卻為此得意了好久。我得意的理由是:除了我之外,那天同去的其他人,連狗都懶得理他們了。前幾年,一個德國作家到我們村裡去,村子裡的狗一傳十、十傳百,全都來了,集中在我家外邊的打穀場上,齊聲大叫。那德國作家嚇得臉色發黃,我對他說:別怕,它們是在歡迎你呢!

  可能是出於偏愛,我還是覺得我們家鄉的狗好。德國狗太傲慢,我們家鄉的狗多麼熱情。德國狗是德國人的玩物,我們家鄉的狗是我們的朋友。我們家鄉的狗能跑能跳,狂呼亂叫,很不含蓄,沒有德國狗那麼好的修養,但也沒有德國狗那麼陰沉。當然我們家鄉的狗也會向主人搖著尾巴獻媚,但狗向人獻媚總比人向狗獻媚好。當然我們家鄉的狗也不是真正的狗,真正的狗其實就是狼。

  德國的狗百分之五十沒有尾巴,問一問,說是動手術割了去了。我問同行:你們知道為什麼要把狗尾巴割了去嗎?他們有的說不知道,有的說是為了美觀。我說:你們說得都不對。我們家鄉有一句歇後語,叫做"沒尾巴狗跳牆——利索",切掉狗尾巴,就是為了讓它們跳牆。

  德國有一條河,名叫萊因河。當年我學習馬克思的著作,就知道德國有這樣一條河。這條河水在我們眼裡看起來已經很清澈,但是有一些德國人還跟政府吵架,說是他們把河水污染了。就像世界上所有的大河一樣,萊因河兩邊也有許多城。有一座城叫波恩,當時還是聯邦德國的首都。城裡有許多人,還有許多鳥,而且鳥不怕人。

  我在河邊坐著看河水,一隻肥胖的野鴨子搖搖擺擺地走過來。它用漆黑的小眼睛看著我,還對我嘎嘎地叫。緊接著又有幾隻野鴨子走過來,都好奇地看著我。我一伸手,就摸到了它們的羽毛。當時我真想抓幾隻拿回去燒著吃,但又怕被人家抓住丟了中國人的臉。我曾經寫過一篇小說,講一個窮漢子打野鴨子的故事。他埋伏在一叢高粱秸裡,看到夕陽西下,看到一群群的野鴨子落到面前的水汪子
裡。他想多打幾隻野鴨,就不停地往槍裡填藥。最後的結果當然很不好,他貪心太大,裝藥太多,結果炸了槍膛,野鴨子沒打著,反把自己給炸死了。

  最近幾年,中國人的環保意識也在加強,國家也頒布了保護動物的法律。但偷獵珍稀動物的事情還是不斷發生。有射殺天鵝的,還有殺死大熊貓包餃子的。看起來光有法律還不行。老百姓的肚子裡如果沒有油水,什麼法律也攔不住那些大膽的饞鬼。吃飽了才能講文明,吃飽了才能學文化。我就不相信,當德國人窮得連飯都吃不飽時,他們還顧得上去保護動物。能保護天鵝,也顧不上保護野鴨子。

  當然也不能把一切問題都歸結到吃飽吃不飽上。我在狼牙山下當兵時,部隊生活很好,頓頓有油水。但機關裡有一位幹事,每天都提著一桿氣槍去打鳥。黃鸝、杜鵑、喜鵲、烏鴉、啄木鳥……他見到什麼就打什麼。這人槍法很準,幾乎是彈無虛發。每天都有幾十隻鳥死在他的手下。那時我才知道啄木鳥有好幾個品種。啄木鳥死後,那舌頭是吐出來的,就像吊死鬼一樣。啄木鳥的舌頭像一根肉錐,尖上還帶著一個鉤兒。他打死那麼多鳥,隨手就扔在窗台上,他不吃,讓螞蟻吃。為此我還勸過他,但他根本不理我。我偷偷地告了他一狀,結果把他得罪了。

  人其實是最複雜的動物。人是最善良的,也是最殘忍的。人是最窩囊的,也是最霸道的。也許有一天,人要從地球霸主的位置上退下來。不過那時候,我的肉體可能轉化成了別的物質。我也許變成了一束鮮花,也許變成了一堆狗屎。但我還是希望能變成一隻鳥,變成一隻在萊因河邊漫步的野鴨子也行。

  想不到波恩城裡也有麻雀,它們的模樣跟中國麻雀沒有什麼區別。在一家咖啡館的招牌上,有一個堂皇的麻雀巢,很低,抬手就可摸到。據說招牌上的字母拼起來就是貝多芬,麻雀就在貝多芬的頭上生兒育女,拉屎撒尿。

  麻雀在中國可是遭過大難的,一聲令下,槍打、網羅、敲鑼打鼓嚇唬,差不多滅了它們的種。一個龐大的國家、好幾億人口,聯合起來對付一種小鳥,這行為既荒誕又好玩,在人類歷史上都是空前絕後。我看過一個資料,寫幾個科學家聯合起來給毛澤東寫信營救麻雀的事,才知道這滅麻雀的事不簡單。沒有50年代的"除四害"滅麻雀,大概也就不會有60年代的"破四舊"搞"文化大革命",很可能也就沒有需要"粉碎"的"四人幫"。要把四個人"粉碎"了,儘管是壞人,想來也可怕。我還看過一個挺有名的作家寫的一篇童話小說,寫一個麻雀之家,兩個老麻雀,兩個小麻雀,在滅絕麻雀運動中的悲慘遭遇。兩個小麻雀,一個被彈弓打死了,一個飛不動掉下來被活捉了。男老麻雀撞到高壓線上碰死了,剩下女老麻雀,好不容易逃回自家的窩。夜裡,它躲在窩裡哭,一道強光射進來,它被一個小孩子給活活捏死了。那作家寫了這小說配合運動,但他並不瞭解這場運動的真正意義。

  馬在德國跟狗在德國一樣,早已由生產資料變成了玩物。馬的輝煌時代在德國已經結束——其實在中國也快要結束了。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人類的文明史裡攙雜了許多的馬糞和狗屎。馬曾經是人類多麼重要的幫手,但現在一點也不重要了。我當時想起了《靜靜的頓河》,想起了肖洛霍夫對馬的精彩描寫。他寫到婀克西妮婭臨死前騎的那匹馬有一個壞習慣:喜歡低頭啃騎馬人的膝蓋。這匹馬多麼有性格呀。現在我又想起了《馬語者》這本暢銷書,一看就是個不懂馬的人寫的。我曾應該書責編之邀,寫過一篇促銷文章,裡邊只有一句話是滿意的:其實,人類從來不敢正視馬的湛藍的眼睛。

  我在德國只見過一次馬,那是在斯圖加特郊外一個牧場裡。馬的主人是個紅臉膛的大漢,渾身散發著令我感到親切的馬糞氣味。據說他極善馬術,曾在大型的賽馬會上獲得過金牌。大漢有一位嬌小的妻子,穿著牛仔褲,很幹練,不用說也是個馬上的健女。他還有一個在城裡讀幼兒園的兒子,還有一個像布娃娃那般大的精緻女兒,還有一個忙前忙後的老母親。這是一個幸福的家庭。

  我們進了主人的馬廄,看到了幾匹胖得油光滿臀的高頭大馬。還有一匹讓我感到大吃一驚的小馬。它比一隻綿羊大不了多少,但它不是馬駒。我們的翻譯說這是袖珍馬,長不大的。這是馬嗎?我真難過。這是什麼人培育出來的馬種呀!

  主人派人進城把他的兒子接回來了,為了給我們表演馬術。小男孩換上了全套的馬術服,從廄裡牽出了那匹袖珍小馬,熟練地給它備好鞍韉。那個剛會行走的小女孩去揪小馬的尾巴,怪嚇人,但她的父母不管不問。男孩把馬牽到訓馬場上,女孩追著馬哭。她的母親把她扔到馬背上,她就笑了。

  說說這個女孩吧。她穿著一條帶背襻的紅色皮短褲,一雙紅色的小皮鞋,一件紅格子的半袖襯衫。金色的頭髮梳成兩條小辮子。她的皮膚細膩得像奶油一樣。她的眼睛藍得像湖水一樣。她的嘴唇紅得像櫻桃一樣。她精緻得不像個真孩子。

  男孩騎著小馬在場上跑起來。起初跑得不快,越跑越快。它的小蹄子飛快地翻動著,讓我聯想到大銀行裡那些快速點鈔的女職員的手指。跑著跑著,那小馬在那小孩的駕馭下,衝向障礙,嗖地就飛過去了。小馬的肚皮擦著了欄杆。我們鼓掌。又過去了,我們鼓掌。

  在德國,我有個感覺:真的就像假的,假的反似真的。譬如說市場上的水果,色彩之艷麗、表皮之光潔、都過了分,使人疑心是塑料或是蠟做成的。有些假物,譬如說桌上擺的假花,你忍不住要去嗅它的香味。德國的馬也像假馬,太乾淨、太光滑了,沒有一點馬的野氣。

  我又想起了故鄉的馬,在冰封大地之後,去原野上啃麥苗子。一輪巨大的紅日初升,田野裡奼紫嫣紅,麥苗子上掛著粉紅色的霜花。我家那匹紅馬滿身亮汗,大口啃麥苗,輕鬆搖尾巴,馬眼明亮,宛如藍色水晶。我凍得雙耳通紅,站在大河堤上,高聲呼喚我家的馬:馬來——灰灰灰……遙遠的我家的馬昂起頭,晃動著紅色的鬃毛,飛一般奔過來。在它的帶動下,幾十匹馬一起狂奔,像幾十匹舒捲的綢緞,像一條波浪翻捲的彩色河流。
66輪義 小康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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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時間: 週四 6月 25日, 2009年 2:5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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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徐少康 » 週四 11月 22日, 2012年 7:35 pm

第22節望星空

  去年,轟轟烈烈的"彗木相撞"過後,我頗有感觸,便摹仿著某些著名散文家的筆調,寫了一篇題為《望星空》的隨筆,塞給家鄉的一家內部發行的刊物。但是就感到言猶未盡,今日翻出來,將原文潤色後,再續上一條尾巴,吐盡我心中的隨感吧。原文如下:

  不久前,一串彗星的碎片(每片都有數公里之巨),撞擊了木星。在那顆神秘的星球上,發生了"驚天動地"的大事件。如果那裡有什麼生物,那它們的命運將會十分悲慘。在彗木相撞的那些日子裡,全世界億萬雙眼睛盯著天上這顆與地球息息相關的星球。據說西方國家的電視台一天二十四小時滾動著播出有關彗木相撞的消息,是絕對的新聞熱點。但在我國,媒體保持著足夠的冷靜,以近乎麻木的口吻向國人轉述著國外的科學工具獲得的資料。好像彗木相撞是在某個大洋深處的小島上發生的一次小小的自然災害一樣。

  在那些日子裡,我一直在想,假如有一天,同樣的命運落在了地球上,人類該怎麼辦?過去,杞人憂天是諷刺某些人的,現在,是否應該學習那些憂天傾的杞人,有那麼點憂天的意思呢?彗星的碎片既然可以"親吻"木星,誰又敢擔保它不會"親吻"地球呢?這樣的"親吻"是真正的天崩地裂,不是鬧著玩的。

  有一位名叫王紅旗的人,寫了一本文采飛揚的奇書《神秘的星宿文化和遊戲》,在彗木相撞的那些日子裡,這本書陪伴著我,給了我很多的教益。王紅旗認為:在不太久遠的古代,小行星的碎片或者彗星的碎片,確曾光顧過地球,並造成了幾乎毀滅人類的巨大災難。王認為我國古代那幾個著名的神話傳說如女媧補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誇父追日等,都與那時代的一次巨大的天文事件有關。

  那是一顆足夠大的天外星體與地球相撞的事件,當該星體進入地球的大氣層後,劇烈的摩擦使它發出了灼目的光芒,發出了難以形容的巨響,並且極有可能分裂成了多塊碎片(十日並出),然後是風雲突變、石破天驚、地動山搖、山呼海嘯、天地變色——這些巨大的字眼就是事實的寫照,後來變成了大形容詞。這次事件,極大地震驚了處在混沌狀態中的遠古人類,使他們抬起了仰望星空的眼睛。這次天文事件開啟了他們的心智,歷史的意識由此產生,哲學也由此及彼地產生了。

  《淮南子•天文訓》曰:"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撞不周山,天柱折,地微缺,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不周山正是這次撞擊事件造成的巨大隕石坑。據王的解釋,"不周",是不完全的圓形。可能是那個天體帶有一個稜角吧?這次事件的可怕後果就是"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敏銳地指出,這是中國古代關於地球自轉軸傾角的最早知識,當然也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關於地球自轉軸傾角的知識。王認為如非親身經歷,絕難編造出來。憂鬱地球自轉軸傾角的變化,以及撞擊過後的巨量塵埃("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做大霧瀰漫三月"),不排除破碎的高溫天體落入大海後引起的海嘯("扶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海水注之,莫不焦盡")、隕石落地引起的森林大火等,遠古人類的生存環境發生了突然的巨變,相當一部分人在事件過程中和事件過後的洪水、火災、惡劣的環境中死去,活下來的人,都是與大自然頑強鬥爭後的勝利者。所以,遠古神話傳說,既是那場巨大災難的記錄,也是我們的遠古祖先為了生存與大自然頑強鬥爭並最終取得了勝利的記錄。

  我想,所謂的盤古、女媧、后羿、嫦娥、誇父、精衛,應該是我們的遠古祖先的英雄群體的名字或者是他們心造的英雄。盤古開天地是祖先們的集體行為,女媧煉石補天、后羿舉弓射日、誇父持杖逐日、精衛銜石填海亦當如是解。嫦娥奔月則被王紅旗理解為對月亮(亦或是那發光的天體碎片)的獻祭。這使我聯想其英國作家勞倫斯的著名小說《騎馬出走的女人》,印第安人用女人祭奠月亮的行為應該是遠古巫術的延續吧?當然,這些美妙的傳說肯定是產生於那次大事件後的若干年,發生在新的自然環境形成若干年、人類重新安居樂業後。那場大災難是通過一代代的傳說甚至是形成了一種潛意識遺傳給將歷史事件神話化了的後代的,一直到文字產生,才被記錄到《山海經》裡。想想《山海經》這本奇妙無窮的天書的創作者和流傳者也是一樁令人心馳神往的事情。

  世界上所有民族的古老神話傳說都驚人地相似,都有開天闢地、十日並出、洪水滔天之類的內容,這恐怕很難說是偶然的。地球畢竟很小,那次天文事件所產生的後果,並不僅僅影響到女媧們、后羿們、嫦娥們,那時候人類是否就形成了體征鮮明區別的種族也未可知,人類是不是由一種猿進化來的也很難說。我想"遠古神話傳說"是一個複雜的概念,神話和傳說本不是一回事。儘管傳說久遠了就具有了神話的色彩,這也不完全是祖先們對科學知識瞭解不夠所造成的現象。傳說本身就是個添油加醋的過程,如果再有文人一加工,那更要亂套,非搞得光芒四射不可。就連司馬遷也是如此。根據考古發現,漢朝人的身材普遍比今人矮小,可那項羽在司馬遷筆下,已經是巨無霸了。神話應該是比較近代的產物,是理想的產物,現實的折射,如牛郎織女之類。而傳說,即便是被傳神了的,也總是有一個真實的事件為內核。所以,看起來神乎其神的女媧補天、嫦娥奔月、羿射九日等遠古傳說,反倒具有了歷史的價值,而牛郎織女、仙女下凡之類,則一般地只有文學的和倫理學的價值。

  彗木相撞的情景(已經觀測到的)與《山海經》、《淮南子》等古籍中所記載的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如:無法用語言形容的光亮、突破了木星深厚的大氣層矗立數千公里的巨大煙柱等。木星儘管比地球大一千三百多倍,但這次撞擊,也令它哆嗦了良久(油然想起"石油工人一聲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豪言壯語,心中泛起難言的淒涼)。據王紅旗說,近年來在地球上發現了幾個巨大的隕石坑(煙波浩渺的太湖也有隕石坑之嫌)。由上述推想,地球確是遭受過類似彗木相撞的浩劫的,這說明,地球並不是安全的,所以,杞人憂天是有道理的,新的杞人憂天的時代,應該開始了。

  那場遠古浩劫,也許可以算作人類的一個轉折點,而彗木相撞,該不該算作一個新的轉折點呢?這是真正的"上天示警"。我想人類應該認識到:地球本以很小,國與國的疆界、社會制度的差異、階級之間的爭鬥,與彗木相撞比較起來,簡直是荒唐可笑了。假如有一天哪一顆一直在流浪的小行星之類的天體親近了地球,即便它撞在了紐約,上海也不會舒服。人類實在是應該大度一點。多一點豁達大度,少一點雞腸小肚;多一點襟懷坦白,少一點陰謀詭計;多一點堂堂正正,少一點蠅營狗苟。我想,當年美國宇航員站在月球上時,他代表的並不僅僅是"美帝"。假如有一天,中國人改變了一顆對著北京撞來的小行星的軌道,讓它與地球擦肩而過,我們所拯救的也不僅僅是北京的市民和中國的首都。由此推想,我們這些平民百姓也應該想開一些,最名貴的鑽石也是石頭,在沙漠裡,它的價值還不如一塊西瓜皮。至於爭權奪利、投機倒把、打小報告修理朋友、為了頭上的烏紗帽媚上欺下、賣友求榮等等,就更加沒有意思了。

  當然一切還會照舊。彗木相撞的觀測和研究使我感到人類的偉大也使我感歎人類的不可救藥。即便明天就會有天外來客撞擊地球,日本的大米也不會白送給朝鮮,美國的邊境也不會對全世界開放。一般的百姓會好一點,但頂多也就像《編輯部的故事》裡的那些人,多吃一碗盒飯——還是先顧自己的肚子,死到了臨頭還是難改自私的天性。至於各個國家的元首們會幹些什麼就很難想像了。據我的一個很有些見識的朋友分析,說一旦地球面臨著滅頂之災,各國的元首,就會坐上火箭飛上月球去找
嫦娥玩耍。我知道他這是戲言。幾十個總統,呆在一個荒涼的月球上幹什麼?儘管早就為他們儲備了足夠的水和氧氣以及美味食品,但沒有足夠的子民供他們領導,他們很快就會感到沒有意思。所以我想,當地球面臨危機時,這些大人物不會往月球上飛,他們要做的大概是這樣兩件事:一是嚴密地封鎖消息,不讓老百姓知道,二是發射飛彈之類的東西攔截撞向地球的天體。

  寫到此處,突然想起了離我的老家不遠的濰坊市寒亭區雙楊鎮華潼村的村民欒來宗和他的孫子欒巨慶。欒氏祖孫是有名的"星癡",窮畢生精力研究太陽系五大行星運動軌跡和地球氣象、地殼運動的關係,並寫出了《行星與長期天氣預報》、《星體運動與長期天氣、地震預報》兩部專著,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果。兩個樸素的農民,並沒受過學校教育,吃著地瓜干子喝著涼水,能有如此高遠的目光和遼闊的胸襟,並且在神秘莫測的天文學領域僅僅靠著悟性和肉眼的觀測就獲得了豐厚的知識,的確令錦衣玉食者汗顏。在爺爺欒來宗的時代,濰坊出過很多舉人和進士,其中獲得了高官厚祿者也不少,但從對人類的貢獻和人的價值的角度看,他們加起來也比不上一個鄉巴佬欒來宗。他們的眼睛望著金銀財寶和官帽上閃爍的頂子,欒來宗的眼睛卻在仰望著燦爛的星空。

  1994年8月28日於高密

  寫此稿的時間距今也不過一年多點,但彗木相撞這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早已經被我忘到了腦後。一年來我該吃就吃該睡就睡,絕對沒有因為寫過這樣一篇貌似深刻的文章而影響了自己的食慾和睡眠。該怎麼著還是怎麼著,並沒有因此而超脫點。由此可見,文章大都是一時的衝動產物,作家如我者,也虛偽得很夠意思了。人尚如此,地球呢?就像10世紀的科學物理學奠基人伽利略受到宗教裁判所審判時所莊嚴地宣佈的那樣:"它仍然在轉動!"可惜的是,當宗教裁判所在廣場上架起火堆,面對著熊熊烈火,伽利略動搖了。他怕被燒死,屈服了,說地球不轉了。儘管他心中明白,它依然在轉動。這種軟弱和動搖是人之常情,並沒有什麼恥辱。布魯諾寧折不彎,結果被活活燒死在羅馬的聖彼得廣場上,這樣的好漢子是人中的翹楚。前幾年羅馬教廷宣佈給布魯諾平反。神學終於向科學投降了,只是這投降來得太遲。還是科學,還是真理,是人世間最為寶貴的,是人類的共同的財富,是任何的惡勢力也扼殺不了的。

  1969年7月20日22時56分(美國東部時間),美國宇航員阿姆斯壯步入了歷史。他從登月艙的最低一級伸出了穿著靴子的左足,在月球上踏上了人類的第一個腳印。接著他說了一句永垂不朽的話:"這是個人的一小步,是人類的一大步。"

  地球上的億萬人,從電視上看到了阿姆斯壯邁出這難忘的一步,從廣播裡聽到了他這句難忘的話,觀眾和聽眾之多,在人類的歷史上也是空前的。但是,這些人群裡,不包括中國人。那個時候,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和我一樣,不知道地球上還有電視機這種東西,知道有收音機,但也很少見到。我們能夠見到的是那個掛在村子中央木桿上的高音喇叭,聽著它每天三次對著我們哇哇亂叫。開頭總是放出被捧為時代的最強音的《東方紅》的旋律,結束時總是放出《國際歌》的旋律,不算是最強音,也算是次強音吧。"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來個毛澤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請注意,也是天文現象啊,一個人代表著一顆星,《三國演義》裡常有這樣的描述,風雛先生在千里之外的落鳳坡前戰死,臥龍先生在荊州就看到代表著他的那顆星隕落了:"只見正西上一星,其大如斗從天墜下,流光四射。"諸葛亮不但能夠看到別人的星,還能看到自己的星。他在五丈原被司馬懿的固守戰術搞得心煩意亂,無計可施,夜間出帳,仰觀天象,說:三星台中,客星倍明,主星幽隱,相輔列曜,其光昏暗,天象如此,吾命可知。"姜維勸他禳星,他只好死馬當成活馬醫,佈壇作法,可惜被魏延衝破,終究天命難違。他的對手司馬懿也是觀星高手——這位大元帥白天不出來夜晚出來望星空——"忽一夜仰觀天象,大喜,謂夏侯霸曰:『吾見將星失位,孔明必然有病,不久即死。』"諸葛亮越算越神,臨死前讓楊儀將自己的遺體放在龕裡坐定,嘴裡塞進去七粒米——陝西的小米——腳下置明燈一盞,這樣竟然
能使他的將星不從天上落下來。囑咐妥當了,"是夜孔明令人扶出,仰觀北斗,遙指一星曰:『此吾之將星也。』眾視之,見其色昏暗,搖搖欲墜。孔明以劍指之,口中唸咒,咒畢,急回帳中,不省人事。"裝神弄鬼,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卻說司馬懿夜觀天象,見一大星,赤色,光芒有角,自東北方流向西南方,墜入蜀營中,三投再起,隱隱有聲。懿驚喜曰:"孔明死矣!"在中國古代的文學中,類似的關於星斗和人的關係的傳說比比皆是,說是完全的迷信未必公允,這是人類仰起頭來觀望星空這一具有革命意義的行為的副產品。凝目仰望燦爛星空,科學的歷史才真正開始。

  把毛澤東比作太陽和星斗,感情上可以理解,但如果深究,就有了諷刺意味。據說毛澤東的老鄉和親密戰友彭德懷就對《東方紅》中把毛比作太陽和救星提出過異議——他後來的倒霉不可避免。如果真的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立場,那麼,美國宇航員在月球上行走的時候,正是唯心主義和封建迷信在中國的橫行的時候。我們村子裡那個大喇叭裡,每天都在打著不知什麼人的響亮耳光:開頭唱《東方紅》,捧出了一個人民的大救星;結尾唱《國際歌》,又說"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這樣的喇叭,絕對不敢播送美國人登上了月球的消息,我們是幾十年後才知道了這消息的。後來我知道,在那個時代,北京城裡就有了電視台和電視機,儘管數量很少。我膽大妄為地想像著:毛澤東和他的那些戰友們,圍坐在電視機前,觀看著美國人登月的情景……他們的臉上會出現什麼樣子的表情呢?他們的心中又在想些什麼呢?那時候,數億的老百姓在餓著肚子搞"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劉少奇在開封監獄裡奄奄待斃,數百萬解放軍集結在中蘇邊境,準備和"新沙皇"開仗。

  兩位美國宇航員在月球荒涼的表面上,為一塊牌子揭幕,那牌子上寫著:
  公元一九六九年七月
  地球人類初次在此登陸月球
  我們代表全人類和平而來

  後來還有人批評上面的月球留言是美國人的虛偽,但我想為此牌揭幕的阿姆斯壯和艾德寧是顧不上虛偽的,因為那紛紛攘攘、載不動千愁萬恨的、悲歡離合的地球,正在他們頭上寧靜的天空中高懸著,宛如一個身披藍裙、風情萬種的美人。

  1965年,毛澤東主席重上井岡山時,寫下了"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的豪言壯語。上九天攬月,這世間最美的事情,被美國人搶了先,還剩下的事情就是下五洋捉鱉了。想想這個偉人心中的滋味吧。他在50年代就寫下了"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廣袖,萬里長空且為忠魂舞"的美麗詩句,他對月亮可謂情有獨鍾。美國宇航員即將升空前,幽默的通訊員在電話裡告訴他們:"有一個古老的傳說,說是有一個美麗的中國姑娘已經在月亮裡住了四千年,你們不妨去找她玩玩
。此外,月亮裡還有一隻中國大兔子,應該不難看到,因為它的前腿抬起,站在一株桂樹下面。""好吧,"阿姆斯壯回答,"我們一定要找到那位兔子姑娘。"

  想想毛主席心中的滋味吧。

  很快,用小白球牽線搭橋,中美建交,饒有趣味的是,尼克松送給毛主席的禮物竟然是從月亮上取來的泥土和岩石。
  我已經在妄議故人和偉人的道路上越滑越遠,趕快打住,以免寫出更加大逆不道的昏話。但有一個偉人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他全身癱瘓,只有幾根手指還能動彈。他用這幾根手指,操縱著電瓶車在劍橋大學的校園裡緩緩行走,看到他的人,無不肅然起敬,他就是被全世界尊為繼愛因斯坦之後20世紀最偉大的理論物理學家斯蒂芬•霍金教授。霍金的研究對象是宇宙中最神秘的現象——黑洞。黑洞也是星體,是最亮的星。最亮的星是看不見的。因為這種星的引力之大連光線都逃脫不出來。我看過霍金的名著《時間簡史》,這是一本很少有人能夠看懂的、但是卻十分暢銷的書。我也看不懂,看懂了誰還去搞文學呢。霍金的學生當•佩奇寫道:"有一年,霍金一家帶我去威爾斯郡威耶珂附近的鄉間別墅,這個房子在山頂上,有一段鋪好的道路通到房子裡。他開始上坡並超過我不少,然後他就拐入到房子,但是這剛好在斜坡上。我注意到他的輪椅慢慢地向後傾倒下來。我剛想上前去扶他,但是沒有來得及,他就向後翻滾到灌木叢裡去了。看到這位研究引力的大師,被地球的微弱引力所征服,是令人震驚的一幕。"目睹此景,誰能不震驚呢?霍金的往後傾倒,說明了無論多麼偉大的頭腦也擺脫不了客觀規律的制約。所有的人都應該向科學和真理投降(連羅馬教廷都投降了,連霍金教授都往後傾倒了),因為科學和真理是忠實於客觀規律的。

  現在想起來,因為彗木相撞就鼓吹大家憂天是不對的,人既是大自然的奴隸也是大自然的主人。"宇宙間最不可理解的事情,就是宇宙是可以理解的。"(愛因斯坦語錄)大自然想瞭解自己,它把這個光榮的任務交給了人。科學和技術,才是通向共產主義的唯一的金橋。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人豎立在月球上的紀念碑是一塊共產主義的基石,它使地球縮小了。他開闊了人類的視野,它使人類又一次抬起頭仰望星空,它喚起了人作為人的光榮感覺。我自信沒有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連壟斷資本都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嘛。

  1989年10月18日,美國亞特蘭蒂斯號宇宙飛船發射了價值十五億美元的伽利略號探測器,按預定軌跡,它將於1995年底飛抵木星,讓我們再一次仰望星空,看看太陽衛星中這顆"大哥大"的美麗面貌,看看它的眾說紛紜的大紅斑,看看被彗星的碎片砸出來的周山或者是不周山,看看那些至今還不被我們所瞭解的神奇景象。人類在探測宇宙中的每一個成果,都應該是全人類的驕傲。我們能夠成為一個人,真是無比的榮耀。我們渺小得可憐,但我們也偉大得可以。千千萬萬年之後,當人類的子孫分佈到許多星球上之後,他們會不會迷惘地問:"據說我們來自地球,但地球在哪裡呢?"

  於是,我們就成了與女媧、盤古、后羿、誇父比肩的英雄。

  1995年8月
66輪義 小康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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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少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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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徐少康 » 週日 11月 25日, 2012年 7:15 pm

第23節美麗的自殺

  你是我的姑姑的女兒,我比你大幾歲,咱倆是表兄表妹呢。雖然我只見過你兩次面,但我這輩子也忘記不了你了,表妹。本來為了證明這報告的真實性,我應該寫出你的籍貫和姓名,但我不忍心讓熟識你的人見到你的名字難過,不忍心讓你的蒙受了痛苦的親人們知道有一個人又把你拉出來示眾。可是……請允許我把你的乳名報告了吧,表妹,你的乳名叫"美麗"。實事求是地說,你算不上美麗,你的最引人注目的特徵是你的健康,你的健康的像焦麥顏色的臉,你的健康的因為黑眼球過大而顯得悲婉沉靜的眼睛和你的健康成熟飽滿的身體。

  今年的七月初四,大欄鎮逢集,我到集上去賣雞蛋。我過了一條河,河裡流淌著淺淺的無色的透明的水。我橫穿了一條馬路,路上擺著熱氣騰騰的驢糞球兒。幾隻麻雀在啄食著驢糞中殘留的糧食粒兒。我跳過了一條路溝,就進了集市。幾十個賣雞蛋的老太婆小媳婦,有的站著,有的蹲著。有十幾個可能來得早,搶得了好地盤,坐在了供銷社從南方販運來的一大堆青皮溜溜的竹竿上。你也在其中。在你們之間穿行著幾個男女,隨便地問著價錢,甚至蹲下去捏起一個雞蛋晃晃,恍恍惚惚的,都不像真正的買主。在路溝邊上,蹲著幾個雞蛋販子,他們抽著煙,在熬你們,靠你們,等著你們不耐煩了就把雞蛋低價賣給他們。你和那些立著的蹲著的坐著的女人們,眼巴巴地盯著那幾個問價的人。我來了。我穿著軍裝,戴著部隊剛發的像雄雞的冠子一樣威風的大簷帽子,提著一個大籃子。我知道自己生著一張雖然猙獰但是還算白皙的臉,走進了褐色的人群一定會引起大家的注意。你當時一定注意到了我。在你們的眼裡,我一定是一個不懂行情、生怕買不到雞蛋的笨蛋。我心中毛虛虛地問價,還裝模作樣地拿起雞蛋對著太陽照照。報載:透明的就是好蛋,混濁的就是壞蛋。我無疑是抬高了七月初四大欄集雞蛋市上的價格,雞蛋販子一定恨得我要命。我買了三百個雞蛋。一個老太太說:看看,到底還是大軍哥有錢!我臉上燒燒的,心中十分得意,得意便慷慨,便瀟灑,於是在付賬時連那三分五分的零頭都不要了。這樣的舉動,更贏得了一片贊語和很多的關注的目光。我很快就買夠了雞蛋,提
起沉重的籃子,要走,這時,表妹,你提著一個柳條籃子,走到了我的面前。

  柳條籃子裡鋪著一層金色的細沙,沙上插著十個紅皮雞蛋,雞蛋上有一層淺淺的白霜,還有兩枚雞蛋上沾著黑紅的血跡和幾根細弱的纖毛。後來我才知道這是"頭蛋",黑血表示著生產的艱難和痛苦。

  你說:"大哥,俺這裡還有一把蛋,您也買了吧。"
  我說:"買夠了,買夠了。"
  你說:"您還多這十個蛋?塊把錢,您買了吧。"

  我從這時起注意到了你,看到了你生動的額頭,沉思的眼睛,倔強的鼻子,疲乏的嘴唇,憂傷的下巴……我心中湧起一陣溫暖的悲涼感,猶如惶惑的美麗潮水捲著貝殼沖刷著遺憾的荒涼灘頭。我對你充滿好感,渴望著與你交談,我在愛慕健康異性的心理背景下與你扯淡。我故意地說你的蛋小,還說你的蛋是隔年的老蛋,是沾著血污的髒蛋。你似乎一點都不生氣,你當時肯定也明白我的話毫無意義,我是在沒話找話說。你說大哥您可是看錯了眼,你從你買那些蛋裡挑出一個和俺的蛋比比,看看可有一個蛋比俺的蛋新鮮?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嘛,您看看俺蛋上的白霜,看看蛋上的血,一隻母雞一輩子只有一隻"頭蛋","頭蛋"能治病呢。你買的蛋裡真有壞蛋呢。

  你從我的籃子裡挑出一個蛋給我看。這個蛋明亮光滑、彷彿是用砂紙打磨了後又塗上了一層油。你說:"你搖搖看。"

  我接過蛋,搖搖,裡邊傳出"光當"之聲。我惶惑地看著你,你悄聲說:"這是孵小雞孵下來的壞蛋。"

  我很生氣,回頭去找那個把這樣的雞蛋賣給我、還說這是一種雞蛋的新品種、看起來十分忠厚的、令人無法不信任的高個子老人,但是他已經走了。

  你教給我很多關於雞蛋的學問,我很感動。我寬慰自己,雖然買了壞蛋,但是增加了知識,今後買蛋就不會上當,這就是壞事變成了好事。

  我用最高的價錢買了你的蛋。我把錢遞到你黑紅的手裡。我看到你的掌紋深刻有力,手上結滿了淡黃的老繭。當我的手觸到你的手時,我有一種惶恐不安的感覺。我感到我們之間似乎有些特殊的關係。

  我問:"你是哪個村的?"
  你答:"譚家村。"
  我問:"你們村譚秀麗在家幹什麼?"
  你答:"教書呢。"
  我問:"她結婚了嗎?"
  你說:"孩子都上小學了。"
  我說:"我和她是小學同學,十幾年沒見面了。"
  你問:"你姓管吧?"
  我問:"你怎麼知道?"
  你說:"我猜出來了,你的模樣挺像俺娘娘(伯母)。"
  我說:"啊,你是……"
  你低聲叫我:"表哥。"
  我說:"你是那個叫美玲的吧?"
  你說:"那是俺二姐,我叫美麗。"
  我說:"不好意思,說了很多不該說的話……"
  你把我方才給你的錢往我的籃子裡一扔,問:"表嫂生了個什麼小孩?"
  然後你提著籃子跑了。我望著你的背影,悵然若失。

  過了三天,七月初七,一個美好而傷感的節日,天上的牛郎會織女,人間的百姓用白面紅糖烙成各式各樣的"花兒",有"貓"有"虎",有"雞"有"魚"。母親咳著喘著烙了不少"花兒",侄子和侄女圍著鍋台轉,一家人喜氣洋洋,但我卻高興不起來,總覺得心中有點事情放不下。

  七月初八,早飯是昨天吃剩的"花兒"在鍋裡一蒸,都花紋模糊,不成模樣。我匆匆吃了一隻"虎",打算到谷子地裡幫父親噴灑農藥,據說鑽心蟲十分猖獗,谷子都一片片枯死了。

  正收拾著藥具,忽聽到一個男人高亢的哭聲。哭進院子的是一個憔悴的小老頭,大約有五十歲吧,腳上穿著一雙過時的黑色塑料涼鞋,哭聲很響,但眼睛裡卻無淚水。我認出了他是姑姑的小叔子,人稱神槍手的譚老四。據說他用土槍打死過兩千多隻野兔子,還有一些狐狸、野鴨什麼的。譚老四一見我父親,即刻就軟軟地癱倒在地,叫一聲:

  "大哥啊……這日子沒法子過了哇……啊呵啊呵啊呵呵……"
  父親一向急公好義,鄉里聞名,一見此狀,扔掉噴霧器,把譚老四雙手扶起,問:
  "怎麼啦?老四?"

  老四哭著對我們說:"大哥啊,大侄子啊,美麗這個糊塗蟲,喝了毒藥了啊……"  ……那天我目送著你跑上河堤,你的健康的身體在燦爛的陽光裡跳躍著,活像一頭靈巧的小鹿。你把錢扔進我的籃子時,我看到你的耳朵都紅了。啊表妹,你是一個健康純潔的少女,你一聲表哥,感我肺腑。即便表哥已垂死,你這一聲呼喚,也會讓我起死回生。可是你卻往這曾經發出了美妙聲音的地方灌進了毒藥。表妹啊,你好糊塗。

  你的爹正在我家院子裡,當著我和我爹和許多聽到他的哭聲趕來看熱鬧的人的面,大聲地罵著你:"美麗啊,你這個小畜生,你這一疤棍子,把你爹給擂倒了啊……"

  表妹,你利用了人類獨有的銳利武器,把你的打死過兩千隻野兔的爹像一隻老野兔一樣打倒了。他在你面前,從此再也直不起腰桿子了。他從此想到你就會顫抖不止。他正在向我的爹訴說著你自殺的前後過程,他的腦海裡也許正在閃爍著你童年形影。你在三歲前有一個白白胖胖的圓圓臉,不知為什麼你越長越黑,臉盤也越來越長。你爹牢記著你"抓周"的事,我的姑姑也參加了你的"抓周"儀式。你的胖出了褶子的手脖子上拴著一串叮噹作響的小銀器,你的胸前的雪白的小兜肚上繡著兩隻叼著綠樹枝的黃鴿子,堂屋裡一張平放的飯桌上擺著書、筆、秤桿、算盤……大家都眼睜睜地看著你,你的三年之後才去世的曾祖母也看著你。她的老牙掉光又長出了新牙,她也想看看,你這個老譚家的第四代女孩子長大後要從事什麼職業。大家都看到你伸出了手背上有肉窩窩的小手,毫不猶豫地抓住了你的當過志願軍炊事員的大伯父從戰場上撿來的大鋼筆。全家一片歡騰,都為你的錦繡的吉祥預兆歡呼。你曾祖母把那口嶄新的新牙都笑了出來。你上完了小學,沒考上中學,你沒有當鄉長或是當書記的三姑六舅,你下地當了農民。你像所有的農村女孩子一樣,戰戰兢兢地跨進了青春的大門。你十六歲那年去趕集,不小心丟了一元三角錢,你爹在你的左腮上打了一個響亮的耳光。你哭了,但是不恨。你心甘情願地承受了這一巴掌,你知道這一元三角錢對一個農民家庭的意義。挨打之後,你的心中反而感到輕鬆了不少,如果你的爹不打你,才會讓你久久地難過。1976年的夏天,你曾經對你的女伴說
過你丟了錢往家走時的感覺,你說當時只要有一個男人能給你一元三角錢,你就豁出去了。你在那樣的屈辱面前,在一元三角錢和一耳光之間的漫長道路上都沒有想到要自殺。你爹打過你,你哭了一會兒,吃了一個冷地瓜兩根鹹蘿蔔條兒,拿起一柄三股鋼叉到南窪裡掘茅草去了。而現在,表妹,到底是為了什麼,你竟然喝下了毒藥……

  "大哥,這個討債的鬼,她存心要我的老命啊……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她養到二十歲,容易嗎?不容易啊,可是她,就為了屁大的一點事,就下了狠心……"你的爹鼻涕一把眼淚一把地對著我和我的父親哭訴著,"昨天晌午,也是我多事,她娘還住在醫院裡,還是那年結紮時留下的病根,至今還沒好。吃飯時她還有說有笑的,還說起她表哥買她的雞蛋的事兒,說他表哥唸書多了,成了呆子,花了高價,買了一些壞蛋。吃過飯,來了一個討飯的老頭,挎著一籃子『花兒』,什麼花樣的都有。這些年連討飯的也提高了水平。那個討飯的老頭說,『大兄弟,我實在是挎不動了,把這些乾糧做個價賣給你吧,一毛錢一斤。』雪白的乾糧一毛錢一斤,多便宜啊,我說,行吧,找個稱過過吧。她當時就橫鼻子豎眼地說,『不要!』我問她,這樣便宜,為什麼不要呢?她說:『髒,太髒了,沒準裡邊還有大麻風家的乾糧呢。』我說,燒得你不輕啊,才吃了幾天飽飯?1960年那時,草根樹皮都沒得吃,大麻風家的乾糧你也大口吃!然後我就做主把那一籃子乾糧買下了。就為了這樣一件小事,她就喝了毒藥啊……"

  "老四,別難過了,"我父親捲起一支煙遞給你的父親,說,"這不是你的錯,你命裡沒有這樣一個閨女,該當如此……"
  "大哥,我悔死了,"你父親揪扯著他亂草般的頭髮,說,"我鬼迷了心竅了,為什麼要買那籃子乾糧?我為什麼要貪那點小便宜?既然閨女不願意,我為什麼還要買?""老四,過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提也無益,"我父親說,"再說了,人活百歲也是死,該怎麼死都是命中注定的,該死在井裡絕對死不在灣裡。死了的就死了,活著的人還要往前奔。閨女在哪裡?"

  "在鄉醫院裡,"你爹說,"大哥,不好意思開口,我是來借錢的,她娘還住在醫院裡,醫院不讓賒賬,她這一死,又給我折騰了一□饑荒啊……"

  表妹,我陪著我的爹和你的爹來到鄉醫院,看到了平放在床板上的你。你的臉色青紫,眼皮深紅,兩縷凝固了的黑色光線從你的未合攏的睫毛間射出來,猶如利箭射進了我的心。你還穿著那天賣雞蛋時穿過的那套衣裳,斷過襻兒的白色塑料涼鞋還穿在你的腳上。烏黑的腳趾上,你的指甲像珍珠一樣放出虹彩。你躺在木床上,舒展大方,兩枚已經僵硬了的乳房把你的襯衣撐起,透明淒涼沮喪,無可奈何,像兩隻眼睛直視著我,向我訴說著你的秘密,人生的秘密,在人生的坎坷道路上,有一個正當妙齡的黃花姑娘走累了,走厭了,她不走了。在你的面前,表妹,我驀然意識到,生死之間原來只隔著一層薄薄的紙,原來以為明確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其實非常模糊低矮,一閃念間就跨越了。在死者面前,生者都變得渺小晦暗,你的青紫的臉上,閃爍著莊嚴的、睥睨萬物的光輝。表妹,你通俗易懂地向我解說了人的偉大和卑微,人的堅強和軟弱,這些對立的概念,又是怎樣完美和諧地存在於一個生命個體之中,互相牽制著,互相制約著。

  表妹,你起來,你站起來,我有話問你。你為什麼要這樣?難道你不留戀瑰麗的充滿了歡樂和痛苦的、喧囂與騷動著的人世嗎?難道你不留戀你的親人、你的朋友、你的情人、你的仇敵、你傾心的電影明星嗎?你難道不想看看這空曠無邊的原野上夏則鬱鬱蔥蔥秋則一片金黃的莊稼和農夫們被陽光染成土黃色的肌膚了嗎?你不為永遠聽不到牛犢思念母親的淒涼的鳴叫、繞樑燕子的纏綿啁啾、盤旋藍天的風箏的呼嘯、貓頭鷹在暗夜裡發出的喜悅的叫聲和產婦陣痛時甜蜜的呻吟而感到後悔嗎?當你的爹用那支古老的長苗子獵槍把一隻飛奔中的野兔打得離地三尺又跌落下來時,當野兔的嘴巴流出的鮮血將潔白的雪地染紅了時,當一對情人在澄澈的月明之夜躲進散發著苦香的草堆裡依偎在一起相互撫愛並且發出小野獸一樣的叫聲時,當少先隊員在冰河上滑冰不幸掉進冰窟窿裡又被人救起時,當除夕之夜突然出現了一顆巨大的彗星將銀河橫斷千萬人為此惶惶不安時,當這一切都出現過之後又更加美麗地再現時,啊表妹,你已經看不到了聽不到了,你不為此感到遺憾嗎?

  "孩子,你糊塗啊,爹更糊塗……"
  "老四,人死如燈滅,哭也不管用了……"

  表妹,請你回答我,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悟到了農藥不但可以殺死害蟲而且還可以殺死人自己,什麼時候幫助人類生存的文明的結晶開始異化成為消滅人類的野蠻手段?你什麼時候知道了人可以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你怎麼忘記了我們家鄉婦孺皆知的偉大格言:好死不如賴活著!你知不知道由於你的提前退席將使假如是溫暖的世界失去一分溫暖假如是寒冷的世界更多幾分寒冷呢?你知不知道你健康的身體可以孕育一個也許能成為偉大領袖的胚胎,你純潔的乳汁可以哺乳一個也許能成為天才人物的嬰孩?就像電影裡說的一樣:在你這條金光閃閃的絲線上,本來可以編織出綿延不盡的綢緞,你卻一刀把這根絲線斬斷了。

  你到底有什麼委屈,你那點委屈算得了什麼?你父親講的不是挺對嗎?幾年前你不是還終年不得溫飽嗎?吃飽了喝足了你還不知足,你還要什麼呢?

  是哪個無恥的男子像侮辱S村的郭××一樣侮辱過你嗎?郭××遭受侮辱,悲憤交加,在村頭一棵樹上,用一條麻繩子,勒斷了自己的咽喉。她二十五歲,比你早去了十個月。

  你是因為婚姻上的不如意,像那個為了給自己的瘸腿哥哥換媳婦被迫嫁給了一個歪頭漢子的C村的陳×一樣嗎?陳×為了反抗這無恥的婚姻,扎進了一口閒置的機井,在井裡倒置了半個月才被發現,弄上來時,眼珠子都控了出來。她生前美麗無比,死後人不敢看。她二十七歲,先你八個月告別人世。

  你是因為厭煩了毫無新意的車輪般旋轉的生活和牛馬般的艱苦勞動而服毒的嗎?D村的吳姓孿生姐妹看到電影上的優美生活,痛感命運不公,天下不平,每人喝了一瓶"滴殺死",相抱著,像她們在母腹裡一樣,到天國去找上帝論理去了。她們的年齡加起來三十四歲,死於去年元旦。

  你是因為受了幾句憶苦思甜的教育而死嗎?你是因為吃飽喝足了而被福氣燒死的嗎?你是因為那可怕的自尊心受到傷害而死的嗎?你是因為精神生活的貧困而死的嗎?你是因為愛但是難得到愛而死的嗎?……啊,表妹,你多麼聰明啊,你用了兩秒鐘就把自己與這個世界的關係推卸得乾乾淨淨,你使十幾個人為你瞠目結舌,你飛揚著彩蝶一樣的衣袂加入了那些先你而去的仙女們的行列,你們使活著的人在你們的生滿野草的墳塋前、在對你們的鮮活面容的回憶裡,發出永無休止的歎息。

  你像先哲一樣睨著我,不願意聽我的胡言亂語。表妹,我在想,在這個星球上,每天都有人在結束自己的生命,不論是在我們的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下還是在腐朽的資本主義制度下。人應該研究自己。人應該關心和研究自殺問題。人應該盡量消除造成的自殺的客觀條件,矯正靈魂深處的偏差。活的更好一點,活的更像人一點。毫無疑問,自殺曾經使一些人英名蓋世,自殺也使一些人遺臭萬年。光榮的自殺,勇敢的自殺,怯懦的自殺,有意義的自殺,毫無價值的自殺……希望能有人來研究自殺,希望能有人來研究近年來農村姑娘的自殺,不但到貧困的地區去調查,也要到富裕起來的地區去調查。救活一個姑娘,比炸掉一個暗堡更加功德無量。表妹,我不知道應該如何來評價你這次最後的行動。一個平凡的人死了,讓所有平凡的人都難過。你在乙丑年七月初七夜半時分,喝了250CC劇毒有機磷農藥,十分鐘後藥力發作。你爹聽到你臨倒前長歎了一聲。送到醫院時,你已經停止了呼吸。醫生給你打了幾針,但除了讓化學物質更快地腐蝕你的肌體,除了給你爹增添一點債務,已無任何意義。你生於1963年3月5日,作為一個人,你在這個星球上,生活了二十二年多五個月。

  為了防止蒼蠅往你的臉上吐唾沫,我拉過了一條骯髒的白床單把你的臉和你的身體遮蓋起來。就像一層發黑的雪,遮沒了朦朧的丘陵和山峰。
66輪義 小康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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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少康
召集人
文章: 4590
註冊時間: 週四 6月 25日, 2009年 2:5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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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徐少康 » 週一 11月 26日, 2012年 7:23 pm

第24節虛偽的教育

  不久前,由北京的幾家報刊牽頭,發起了一場對現行語文教育的聲討。說"聲討"似乎激烈了點,那就改成"討論"吧。這場討論,激起了很大的反響。很多可以說是義憤填膺的文章紛紛見諸報端,而且,據說這些文章已經引起了有關部門的注意。

  我是一個沒有受過完整的學校教育的人。"文化大革命"時,因為家庭出身中農,也由於我敢於跟那些當了紅衛兵頭子的老師對抗,所以,小學還沒畢業就被趕出了校門。後來到了部隊,發表了一些文學作品後,才考進一所部隊藝術院校學習。我沒有進過一天中學課堂,對現在的中學語文教育,基本上不瞭解。我有一個正在讀中學的女兒,她經常來問我一些語文方面的問題。她可能以為當了作家的父親解答幾個中學語文方面的問題不成問題,但面對著她的問題,我從來沒給過她一個肯定的回答。我總是含含糊糊地談談我的看法,然後要她去問老師並且一定要以老師的說法為準。我的不自信是因為我沒按部就班地念中學,骨子裡深藏著自卑。但讀了那些受過完整教育、甚至正在教語文的人寫的文章,才知道他們的境遇與我差不多,心裡多多少少地得了一點安慰。

  認真地讀了那些討論文章,又粗粗地翻看了女兒的語文課本,我感到,我們現在的語文教育,從教材的選定到教學的目的,已經形成了一個相當完整、自滿自足的體系,要徹底改變是不可能的。有的文章,對我們幾十年基本不變的教材提出批評,其實,教材僅僅是教育目的的產物,也就是說,有什麼樣的教育目的,就有什麼樣的教材。"文化大革命"前,我們的教育目的是要培養"又紅又專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後,隨著政治形式的變化和發展,換了一些提法,但骨子裡還是老一套。而教育目的,不是幾個編審教材的書生能夠決定的。我看到了那個編教材的人吞吞吐吐地發言,知道他們有難言之隱。正因為國家的教育目的帶有如此強烈的政治色彩,所以,也就只能編出這樣的教材。就是這樣的教材,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還給徹底地否定了,因為它還不夠"紅",還不夠"無產階級",那就只學《毛主席語錄》。我在小學學習五年,有兩年就是把一本大開本的《毛主席語錄》當了語文教材。"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又把"文化大革命"前的教材當成了好東西,幾乎全盤恢復。其實,"文化大革命"並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建國以來共產黨所犯錯誤長期積累後的必然爆發。共產黨"文革"前所犯的錯誤,在我們的語文教材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文革"後,共產黨在不斷地糾正"文革"前的錯誤,但我們的語文教材卻沒有跟著變化。於是也就出現了被許多人猛烈抨擊的現象:在不提階級鬥爭多少年後,我們的語文教材中還有那麼多"革命"文章。文學界早就對統治了中國散文界幾十年的那種類型化散文提出了強烈的批評,這些虛假成性的文章早就沒人要讀,但我們的教材還把它們當成光輝的範文,硬逼著老師升虛火,強抒"無產階級"之情,硬逼著90年代的學生,去摹仿他們那種假大空的文體。也許,這些文章的作者,在寫這些文章時,抒發的確是他們當時的真實感情,但這些人現在活著的也不寫這樣的文章了,他們批評起共產黨的錯誤來,比我們這些所謂的"有問題"的作家還要刻薄,他們自己也未必承認,那些被選進了教材,教育了幾代中國人的文章,就是他們最好的文章。他們未必不對當年自己在"左"的思想指導下的創作進行反思。他們現在的創作也是充滿了"人情味"、充滿了"不健康的情調"的呀!這些最"革命"的作家早已變成了美麗的蝴蝶滿世界飛翔著傳播愛心,但我們還在強逼著孩子們學習他們那些咬牙切齒的文章。

  長期以來,在我們國家裡,"人道主義""人性",都被打上了"資產階級"或是"小資產階級"的標籤,進一步發展就是談情色變,經常被引用的就是魯迅那句話,"賈府的焦大不會愛上林妹妹",其實魯迅也不是焦大,他也不敢肯定地說焦大不會愛上林妹妹。共產黨進城以後,多少"焦大"改造了家庭,娶了成千上萬的"林妹妹"做老婆。但人們不敢面對現實,尤其不敢面對自己的內心。魯迅先生通過阿Q揭示了部分"國民性",魯迅先生還用他那些匕首般的雜文,揭示了中國人的虛偽。這是更為普遍的"國民性"。因為虛偽,我們口是心非;因為虛偽,我們亦人亦鬼;因為虛偽,我們明明愛美人,卻把美人說成是洪水猛獸。更為可怕的是,長期的虛偽,形成了習慣,使我們把虛偽當成了誠實。我們明明滿口謊言,卻並不因為說謊而產生一點羞赧之心。這就來了,明明我的兒女公費留學後全都不回來了,我還是理直氣壯地批評那些不回來的留學生;明明我的兒女在國外過著好日子,我卻義正辭嚴地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腐朽性。明明我們知道教材裡許多文章是假話空話,連文章的作者自己也不相信,但我們還是逼著孩子們當成真理來學習。明明我們每個人都有那種"病態"的"資產階級"感情,但我們卻硬要消滅學生頭腦中的這種感情。我們教材中的有些文章作者明明是表達了自己的"資產階級"感情,我們卻硬要給人家進行"無產階級"的解釋。

  問題還是回到我們的教育目的上來吧,我們的語文教育最終要達到的目的,並不是要學生能夠用獨具特色的語言來抒發自己的思想感情(允許摹仿著教材上的光輝樣板抒發"無產階級"感情);我們要培養的是思想"健康"的接班人,並不需要感情細膩的"小資產階級";我們恨不得讓後代都像一個模子裡做出來的乖孩子,決不希望培養出在思想上敢於標新立異的"異類"。國家鼓勵人們在自然科學領域標新立異、發明創造,但似乎並不鼓勵人們在意識形態領域裡標新立異,更不希望你發明創造。儘管國家有宗教政策,允許人們不相信馬克思主義而相信基督教、伊斯蘭教或是佛教,但在我們的學校裡則決不允許有任何非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存在。由此決定了我們的教材必然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由此決定了我們要通過語文教育達到政治教育的目的。於是,語文就變成了政治的工具。於是,我們的孩子們的作文,也就必然的成為鸚鵡學舌,千篇一律,抒發著同樣的"感情",編造著同樣的故事。我讀過我女兒的從小學到高中的應試作文,幾乎看不出什麼變化。倒是她遵照她的中學老師的囑咐寫得那些對她的考試毫無用處的隨筆和日記,才多少顯示出了一些文學的才華與作為一個青春少女的真實感情。可見孩子們也知道,寫給黨和國家看的文章,必須說假話,抒假情,否則你就別想上大學。如果我們的這種教育方法真能把我們的後代培養成除了相信馬克思主義之外什麼都不相信的"紅色接班人",那就這樣搞下去吧!但事實恰恰相反,孩子們在上學期間就看出了教育的虛偽,就被訓練出了不說"人話"的本領,更不必說離開學校進入複雜的社會之後。

  仔細一想,我們的孩子用兩種筆調寫文章的現象,在某種意義上是繼承了傳統。在漫長的封建社會裡,那些學子們,用一種筆調寫應試的八股文,用另一種筆調填詞賦詩寫小說。做八股文是正業,關係到個人前程;填詞賦詩寫小說是副業,是野狐禪。《儒林外史》中魯編修家的小姐,發現自己的新婚夫婿只會寫詩根本不會寫八股文,氣得當場昏厥,可見不會寫八股文連漂亮的小姐也不愛。那時的文人,在文學方面有所成就的,大概有兩種情況:一是屢試不第,絕了科舉的望,於是就通過文學的方式來抒發心中的憤懣,譬如蒲松齡。二是科場得意後,但官場上不得意,被貶到天涯海角,但飯還能吃飽,閒來無事,就寫詩填詞,發洩感情,打發歲月,如蘇軾等人。當然流芳百世的是他們的詩詞小說,而不是讓他們金榜題了名的八股文章。當然,考中了舉人進士的人成千上萬,但大都在歷史的長河中湮滅了名字,蒲松齡的名字卻永垂不朽。我們的孩子,一旦考上大學之後,大概再也不會用那種筆調寫那種應試文章,就像用一塊磚頭敲門,門敲開了,磚頭肯定要扔掉。90年代的語文教育,實在不應該為了幫學生雕琢一塊磚頭費這樣大的力氣。這就讓人想起了高考。

  即便有朝一日高考與中考進行了革命性的改革,語文教材也編訂得讓人滿意,我們的孩子是不是就必然地提高了文學素養、並由此進而提高了人的素質了呢?我想也未必。這未必的原因就是雖然我們有了好的教材、有了好的考試方法,但我們未必有那麼多好的、起碼是合格的語文老師。好的老師,能通過自己的言傳身教,讓學生學到許多課本上沒有的東西。好的老師哪裡來?當然主要是通過師範學校的培養。城市的情況我不甚瞭解,僅就我所接觸的農村而言,其實真正優秀的學生是不報師範的。即便是師範畢業的優秀學生,也並不一定去當老師。必須承認在我們的社會中,最上等的職業還是當官,當官的工資儘管不比教師高,但人們都知道,大多數當官的並不靠工資吃飯。他們合法地享受著最好的東西,他們即便不貪污不受賄也可以活得比老百姓好得多。無論什麼人下了崗,當官的也不會下崗。常常聽說某地拖欠教師的工資,可從來沒聽說過什麼地方拖欠了書記或是縣長的工資。一個中學教師被任命為哪怕是窮鄉的鄉長,都要擺酒宴慶賀;但如果讓一個鄉長去當中學教師,他很可能要上吊。當然,真正優秀的人也未必當得上官。在這樣的現實面前,就很難保證教師隊伍的質量。有了好的教材,沒有好的老師,恐怕也無濟於事。所以,我想我們的語文教育改革,實際上牽扯到方方面面。什麼時候當官的都想當教師了,別說語文教育中存在的這點問題,再大的問題也會迎刃而解。

  我認為,語文水平的提高,大量閱讀非常重要。在目前教育經費普遍不足的情況下,讓學校拿出大量的錢來購買圖書很不現實,我們為什麼不能像"文革"前那樣,把語文教材分成《漢語》和《文學》兩本教材呢?我幼時失學在家,反覆閱讀家兄用過的《文學》課本,感到受益很大。我最初的文學興趣和文學素養,就是那幾本《文學》課本培養起來的。另外,我覺得,我們沒必要讓中學生掌握那麼多語法和邏輯之類的知識,這些知識完全可以放到大學中文系裡學。我感到,一個人如果不能在青少年時期獲得一種對語言的感覺,只怕一輩子都很難寫出漂亮的文章。至於語法邏輯之類,八十歲也可以學得會,而且很可能因為有了多年的使用語言的實踐,學起來會事半功倍。讓孩子們像拌黃瓜菜一樣去學那些枯燥的邏輯、語法,毫無疑問是一樁苦差事,我們完全可以把語文課教學搞得妙趣盎然。實際上,絕大多數的人,一輩子也用不到自己的母語的語法,一個基本上不懂語法的人,完全可以正確的使用母語說話和寫作。既然我們提倡學以致用,何必花那麼多的時間去學那些對大多數人無用的東西呢?如果我們的中學語文教育能進行這樣的改革,我們的大學中文系就多了一條存在的理由。大學中文系培養的就是精通漢語語法和邏輯的專門家,他們研究漢語的發展與歷史,他們畢業後可以教中國人學漢語,也可以教外國人學漢語。那就不會像現在這樣,一篇文章,小學生在學,中學生也學,大學生也在學。我想,如果把語文比喻成一台鋼琴,那麼,的確需要一些人學設計、學修理,而絕大多數的人,只要學會演奏就行了。肖邦未必能修理鋼琴,沈從文未必能寫出一本語法方面的書,而寫了很多語法書的呂叔湘,好像也沒能寫出一部很好的小說。
66輪義 小康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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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少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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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會唱歌的牆-莫言散文精品集

文章 徐少康 » 週二 11月 27日, 2012年 7:39 pm

第25節超越故鄉

  一、題解

  當小說家妄圖把他的創作實踐"昇華"成指導創作實踐的理論時,當小說家妄圖從自己的小說裡抽像出關於小說的理論時,往往就陷入了尷尬的兩難境地。當然並不排除個別的小說家能寫出確實深奧的理論文章——一般地說、理論越深奧離真理越遠——但對大多數小說家而言,小說的理論就是小說的陷阱。在人生的天平上,你要麼是砝碼,要麼是需要衡量的物質;在冶鐵的作坊裡,你要麼是鐵砧,要麼是鐵錘。這兩個斬釘截鐵的比喻其實並不嚴密。蝙蝠見到老鼠時說:我是你們的同類。蝙蝠見到燕子時說:我也是飛鳥。但蝙蝠終究被生物學家歸到獸類裡,它終究不是鳥。但蝙蝠終究能夠像鳥一樣在夕陽裡、甚至在暗夜裡飛翔,並因為名字的關係,被中國人視為吉祥的象徵。在不得已的時候,它還是把自己說成是鳥——這就是我這樣的小說家對理論的態度。

  二、小說理論的尷尬

  毫無疑問,小說的理論是小說之後的產物,在沒有小說理論之前,小說已經洋洋蔚為大觀。最早的小說理論,應該是金聖歎、毛宗崗父子夾雜在小說字裡行間那些斷斷續續的批語。根據我個人的閱讀經驗,這些批評文字與原小說中鋪陳炫技、牽強附會的詩詞一樣,都是閱讀的障礙,我是從不讀這些文字的。但金聖歎們批評得津津有味,後代的小說理論家們也從這些文字裡發現了最早的小說理論與小說美學。由此可見,小說理論開始時與小說家毫無關係,也與絕大多數讀者沒有關係。批評小說的金聖歎們首先是讀書入迷的讀者,心得太多,忍不住批批點點,這行為起始純屬自娛,但印到書上,性質就轉變為娛人,就具有了指導讀者閱讀欣賞的功能,倘若這讀者中有一個受他的啟發,捉筆寫起小說來,那麼這些批評文字便具有了指導創作的功能。所以,小說的理論產生於閱讀,小說理論的實踐是創作。最純粹的小說理論只具備指導閱讀和指導創作這兩個功能。但現代的或者是後現代的小說批評,早已變成了批評家們炫耀技巧、玩弄詞藻的跑馬場,與小說批評的本來意義剝離日久,橫行霸道的新潮小說批評早已擺脫了對小說的依存關係並日漸把小說變成批評的附庸,這種依存關係的顛倒,使小說理論與小說創作變成了幾乎互不相干的事情,小說已變成新潮批評家進行技巧表演時所需要的道具,這種小說批評的強烈的自我表演慾望和小說創作渴望被表演的慾望,就使得部分小說家變成了跪在小說批評家面前的齊眉舉案的賢妻,渴望被批評,渴望被強姦。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這種自成了體統的時髦小說批評終究會因其過分陽春白雪而走向自己的反面;而返璞歸真的小說批評會因其比小說更樸素的率直與坦白永遠生存下去。新潮小說理論操作方式是:把簡單的變成複雜的、把明白的變成晦澀的、在沒有象徵的地方搞出象徵、在沒有魔幻的地方弄出魔幻,把一個原本平庸的小說家抬舉到高深莫測的程度。樸素的小說理論操作方式是:把貌似複雜實則簡單的還原成簡單的,把故意晦澀的剝離成明白的,剔除人為的象徵,揭開魔術師的盒子。我傾向樸素的小說批評,因為樸素的小說批評是既對讀者負責又對小說負責同時也對批評者自己負責,儘管面對著這樣的批評和進行這樣的自我批評是與追求浮華綺靡的世風相悖的。

  三、小說究竟是什麼

  巴爾扎克認為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米蘭•昆德拉認為小說是人類精神的最高綜合,普魯斯特認為小說是尋找逝去時間的工具——他的確也用這工具尋找到了逝去的時間,並把它物化在文字的海洋裡,物化在"瑪德萊娜"小糕點裡,物化在繁華綺麗、層層疊疊地對往昔生活回憶的描寫中。我也曾經多次狂妄地給小說下過定義:1984年,我曾說小說是小說家猖狂想像的記錄;1985年,我曾說小說是夢境與真實的結合;1986年,我曾說小說是一曲憂悒的、埋葬童年的輓歌;1987年,我曾說小說是人類情緒的容器;1988年我曾說小說是人類尋找失落的精神家園的古老的雄心;1989年我曾說小說是小說家精神生活的生理性切片;1990年我曾說小說是一團火滾來滾去,是一股水湧來湧去,是一隻遍體輝煌的大鳥飛來飛去……玄而又玄,眾妙之門,有多少個小說家就有多少種關於小說的定義,這些定義往往都帶著強烈的感情色彩,都具有模糊性因而也就具有涵蓋性,都是相當形而上的,難以認真對待也不必要認真對待。高明的小說家喜歡跟讀者開玩笑,尤其願意對著喜歡把簡單問題複雜化的評論家惡作劇。當評論家對著一個古怪的詞語或一個莫名其妙的細節抓耳撓腮時,小說家正站在他身後偷笑,喬伊斯在偷笑,福克納在偷笑,馬爾克斯也在偷笑。

  我無意做一篇深奧的論文,殺了我我也寫不出一篇深奧的文章。我沒有理論素養,腦子裡沒有理論術語,而理論術語就像屠夫手裡的鋼刀,沒有它是辦不成事的。我的文章主要是為著文學愛好者的,我的文章遵循著實用主義的原則,對村裡的文學青年也許有點用,對城裡的所有人都沒有一點用。

  剝掉成千上萬小說家和小說批評家們給小說披上的神秘的外衣,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小說,就變成了幾個很簡單的要素:語言、故事、結構。語言由語法和字詞構成,故事由人物的活動和人物的關係構成,結構則基本上是一種技術。無論多麼高明的作家,無論多麼偉大的小說,也是由這些要素構成,調動著這些要素操作,所謂的作家的風格,也主要通過這三個要素——最主要的是通過語言和故事的要素表現出來,不但表現出作家的作品風格,而且表現出作家的個性特徵。

  為什麼我用這樣的語言敘述這樣的故事?因為我的寫作是尋找失去的故鄉,因為我的童年生活的地方就是我的故鄉。作家的故鄉並不僅僅是指父母之邦,而是指童年乃至青年時代生活過的地方。馬爾克斯說作家過了三十歲就像一隻老了的鸚鵡,再也學不會語言,大概也是指的作家與故鄉的關係。作家不是學出來的,寫作的才能如同一顆冬眠在心靈裡的種子,只要有了合適的外部條件就能開花結果,學習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尋找這顆種子的過程,沒有的東西是永遠也找不到的,所以,文學院裡培養的更多是一些懂得如何寫作但永遠也不會寫作的人。人人都有故鄉,但為什麼不能人人都成作家?這個問題應該由上帝來回答。

  上帝給了你能夠領略人類感情變遷的心靈,故鄉賦予你故事、賦予你語言,剩下的便是你自己的事情了,誰也幫不上你的忙。

  我終於逼近了問題的核心:小說家與故鄉的關係,更準確地說是:小說家創造的小說與小說家的故鄉的關係。

  四、故鄉的制約

  十八年前,當我作為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在高密東北鄉貧瘠的土地上辛勤勞作時,我對那塊土地充滿了刻骨的仇恨。它耗乾了祖先們的血汗,也正在消耗著我的生命。我們面朝黃土背朝天,比牛馬付出的還要多,得到的卻是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淒涼生活。夏天我們在酷熱中煎熬,冬天我們在寒風中顫慄。一切都看厭了,歲月在麻木中流逝著,那些低矮、破舊的草屋,那條乾涸的河流,那些土木偶像般的鄉親,那些凶狠奸詐的村幹部,那些愚笨驕橫的幹部子弟……當時我曾幻想著,假如有一天,我能幸運地逃離這塊土地,我決不會再回來。所以,當我爬上1976年2月16日裝運新兵的卡車時,當那些與我同車的小伙子流著眼淚與送行者告別時,我連頭也沒回。我感到我如一隻飛出了牢籠的鳥。我覺得那兒已經沒有任何值得我留戀的東西了。我希望汽車開得越快、開得越遠越好,最好能開到海角天涯。當汽車停在一個離高密東北鄉只有二百華里的軍營,帶兵的人說到了目的地時,我感到深深的失望。多麼遺憾這是一次不過癮的逃離,故鄉如一個巨大的陰影,依然籠罩著我。但兩年後,當我重新踏上故鄉的土地時,我的心情竟是那樣的激動。當我看到滿身塵土、滿頭麥芒、眼睛紅腫的母親艱難地挪動著小腳從打麥場上迎著我走來時,一股滾熱的液體哽住了我的喉嚨,我的眼睛裡飽含著淚水——這情景後來被寫進我的小說《爆炸》裡——為什麼眼睛裡飽含著淚水,因為我愛你愛得深沉——那時候,我就隱隱約約地感覺到了故鄉對一個人的制約。對於生你養你、埋葬著你祖先靈骨的那塊土地,你可以愛它,也可以恨它,但你無法擺脫它。因此,"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因此,"我欲渡河河無梁,願化黃鵠還故鄉。還故鄉,入故里,徘徊故鄉,苦身不已。繁舞寄聲無不泰,徘徊桑梓游天外"。功成名就了要回故鄉,"富貴不還故鄉,猶如衣錦夜行",窮愁潦倒了要回故鄉,"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鄉",垂垂將老了要歸故鄉,"狐死歸首丘,故鄉安可忘"……遍翻文學史,上下五千年,英雄豪傑、浪子騷客如過江之鯽絡繹不絕,留下的和沒留下的詩篇裡,故鄉始終是一個主題,一個憂傷而甜蜜的情結,一個命定的歸宿,一個渴望中的、或現實中的最後的表演舞台。劉邦是作為成功者進行了一次不成功的表演——被他的老鄉親揭了市井流氓的老底,項羽作為一個失敗者,無顏見江東父老,寧死也不肯過江東了。實際上,這種兒女情長的思鄉情結在某種程度上是毀了項
羽帝王基業的重要原因。英雄豪傑難以切斷故鄉這根臍帶,何論凡夫俗子?四面楚歌,逃光了江東子弟,是故鄉情結作怪也。英雄豪傑的故鄉情融鑄成歷史,文人墨客的故鄉情吟誦成詩篇。千秋萬代,此劫難逃。

  1978年,在枯燥的軍營生活中,我拿起了創作的筆,本來想寫一篇以海島為背景的軍營小說,但湧到我腦海裡的,卻都是故鄉的情景。故鄉的土地、故鄉的河流、故鄉的植物,包括大豆,包括棉花,包括高粱,紅的白的黃的,一片一片的,海市蜃樓般的,從我面前的層層海浪裡湧現出來。故鄉的方言土語,從喧嘩的海洋深處傳來,在我耳邊繚繞。當時我努力抵制著故鄉的聲色犬馬對我的誘惑,去寫海洋、山巒、軍營,雖然也發表了幾篇這樣的小說,但一看就是假貨,因為我所描寫的東西與我沒有絲毫感情上的聯繫,我既不愛它們,也不恨它們。在以後的幾年裡,我一直採取著這種極端錯誤地抵制故鄉的態度。為了讓小說道德高尚,我給主人公的手裡塞一本《列寧選集》,為了讓小說有貴族氣息,我讓主人公日彈鋼琴三百曲……胡編亂造,附庸風雅。吃一片洋麵包,便學著放洋屁;撮一頓涮羊肉,便改行做回民。就像漁民的女兒是蒲扇腳、牧民的兒子是鐮柄腿一樣,我這個二十歲才離了高密東北鄉的土包子,無論如何喬裝打扮,也成不了文雅公子,我的小說無論裝點上什麼樣的花環,也只能是地瓜小說。其實,就在我做著遠離故鄉的努力的同時,我卻在一步步地、不自覺地向故鄉靠攏。到了1984年秋天,在一篇題為《白狗鞦韆架》的小說裡,我第一次戰戰兢兢地打起了"高密東北鄉"的旗號,從此便開始了嘯聚山林、打家劫舍的文學生涯,"原本想趁火打劫,誰知道弄假成真"。我成了文學的"高密東北鄉"的開天闢地的皇帝,發號施令,頤指氣使,要誰死誰就死,要誰活誰就活,飽嘗了君臨天下的樂趣。什麼鋼琴啦、麵包啦、原子彈啦、臭狗屎啦、摩登女郎、地痞流氓、皇親國戚、假洋鬼子、真傳教士……統統都塞到高粱地裡去了。就像一位作家說的那樣:"莫言的小說都是從高密東北鄉這條破麻袋裡摸出來的",他的本意是譏諷,我卻把這譏諷當成了對我的最高的嘉獎,這條破麻袋,可真是好寶貝,狠狠一摸,摸出部長篇,輕輕一摸,摸出部中篇,伸進一個指頭,拈出幾個短篇——之所以說這些話,因為我認為文學是吹牛的事業但不是拍馬的事業,罵一位小說家是吹牛大王,就等於拍了他一個響亮的馬屁。

  從此之後,我感覺到那種可以稱為"靈感"的激情在我胸中奔湧,經常是在創作一篇小說的過程中,又構思出了新的小說。這時我強烈地感覺到,二十年農村生活中,所有的黑暗和苦難,都是上帝對我的恩賜。雖然我身居鬧市,但我的精神已回到故鄉,我的靈魂寄托在對故鄉的回憶裡,失去的時間突然又以充滿聲色的畫面的形式,出現在我的面前。這時,我才感到自己比較地理解了普魯斯特和他的《追憶似水年華》。放眼世界文學史,大凡有獨特風格的作家,都有自己的一個文學共和國。威廉•福克納有他的"約克納帕塌法縣",加西亞•馬爾克斯有他的"馬孔多"小鎮,魯迅有他的"魯鎮",沈從文有他的"邊城"。而這些的文學的共和國,無一不是在它們的君主的真正的故鄉的基礎上創建起來的。還有許許多多的作家,雖然沒把他們的作品限定在一個特定的文學地理名稱內,但裡邊的許多描寫,依然是以他們的故鄉和故鄉生活為藍本的。戴•赫•勞倫斯的幾乎所有小說裡都瀰漫著諾丁漢郡伊斯特
伍德煤礦區的煤粉和水汽;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裡的頓河就是那條哺育了哥薩克的草原也哺育了他的頓河,所以他才能吟唱出"哎呀,靜靜的頓河,你是我們的父親"!那樣悲愴蒼涼的歌謠。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五、故鄉是"血地"

  在本文的第三節中我曾特別強調過:作家的故鄉並不僅僅是指父母之邦,而是指作家在那裡度過了童年乃至青年時期的地方。這地方有母親生你時流出的血,這地方埋葬著你的祖先,這地方是你的"血地"。幾年前我在接受一個記者的採訪時,曾就"知青作家"寫農村題材的問題發表過一些不合時宜的言論,我大概的意思是,知青作家下到農村時,一般都是青年了,思維方式已經定型,所以他們儘管目睹了農村的愚昧落後,親歷了農村的物質貧困和勞動艱辛,但卻無法理解農民的思維方式。這些話當即遭到反駁,反駁者並舉出了鄭義、李銳、史鐵生等寫農村題材的"知青作家"為例來批駁我的觀點。毫無疑問,上述三位都是我所敬重的出類拔萃的作家,他們的作品裡有一部分是傑出的農村題材小說,但那畢竟是知青寫的農村,總透露著一種隱隱約約的旁觀者態度。這些小說缺少一種很難說清的東西(這絲毫不影響小說的藝術價值),其原因就是這地方沒有作家的童年,沒有與你血肉相連的情感。所以"知青作家"一般都能兩手操作,一手寫農村,一手寫都市,而寫都市的篇章中往往有感情飽滿的傳世之作,如史鐵生的著名散文《我與地壇》。史氏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雖也是出色作品,但較之《我與地壇》,則明顯遜色。《我與地壇》裡有宗教,有上帝,更重要的是:有母親,有童年。這裡似乎有一個悖論:《我與地壇》主要是寫作家因病回城的生活的,並不是寫他的童年。我的解釋是:史氏的"血地"是北京,他自稱插隊前跟隨著父母搬了好幾次家,始終圍繞著地壇,而且是越搬越近——他是呼吸著地壇裡的繁花佳木排放出的新鮮氧氣長大的孩子。他的地壇是他的"血地"的一部分。——我一向不敢分析同代人的作品,鐵生兄佛心似海,當能諒我。

  有過許多關於童年經驗與作家創作關係的論述,李贄提出"童心"說,他認為:"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有了"最初一念之本心",就能看到一個真實的世界。如康•巴烏斯托夫斯基說:"對生活,對我們周圍一切的詩意的理解,是童年時代給我們的最偉大的饋贈。如果一個人在悠長而嚴肅的歲月中,沒有失去這個饋贈,那就是詩人和作家。"(《金薔薇》)最著名的當數海明威的名言:"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搖籃。"當然也有童年幸福的作家,但即便是幸福的童年經驗,也是作家的最寶貴的財富。從生理學的角度講,童年是弱小的,需要救助的;從心理學的角度講,童年是夢幻的、恐懼的、渴望愛撫的;從認識論的角度講,童年是幼稚的、天真、片面的。這個時期的一切感覺是最膚淺的也是最深刻的,這個時期的一切經驗更具有藝術的色彩而缺乏實用的色彩,這個時期的記憶是刻在骨頭上的而成年後的記憶是留在皮毛上的。而不幸福的童年最直接的結果就是一顆被扭曲的心靈,畸形的感覺、病態的個性,導致無數的千奇百怪的夢境和對自然、社會、人生的駭世驚俗的看法,這就是李贄的"童心"說和海明威"搖籃"說的本意吧。問題的根本是:這一切都是發生在故鄉,我所界定的故鄉概念,其重要內涵就是童年的經驗。如果承認作家對童年經驗的依賴,也就等於承認了作家對故鄉的依賴。

  有幾位評論家曾以我為例,分析過童年視角與我的創作的關係,其中寫的沾邊的,是上海作家程德培的《被記憶纏繞的世界》,副題是"莫言創作中的童年視角",程說:"這是一個聯繫著遙遠過去的精靈的遊蕩,一個由無數感覺相互交織與撞擊而形成的精神的迴旋,一個被記憶纏繞的世界。""作者經常用一種現時的順境來映現過去的農村生活,而在這種『心靈化』的疊影中,作者又復活了自己孩提時代的痛苦與歡樂。"程還直接引用了我的小說《大風》中的一段話:"童年時代就像沙丘消逝在這條灰白的鑲著野草的河堤上,爺爺用他的手臂推著我的肉體,用他的歌聲推著我的靈魂,一直向前走。"程說:"莫言的作品經常寫到飢餓和水災,這絕非偶然。對人的記憶來說,這無疑是童年生活所留下的陰影,而一旦這種記憶中的陰影要頑強地在作品中表現出來的時候,它又成了作品本身不可或缺的色調與背景。"程說:"在缺乏撫愛與物質的貧困面前,童年時代的黃金輝光便開始黯然失色。於是,在現實生活中消失的光澤,便在想像的天地中化為感覺與幻覺的精靈。微光既是對黑暗的心靈抗爭,亦是一種補充,童年失去的東西越多,抗爭與補充的慾望就越強烈。"——再引用下去便有剽竊之嫌,但季紅真說:"一個在鄉土社會度過了少年時代的作家,是很難不以鄉土社會作為審視世界的基本視角的。童年的經驗,常常是一個作家重要的創作衝動,特別是在他的創作之始。莫言的小說首次引起普遍的關注,顯然是一批以其童年的鄉土社會經驗為題材的作品。鄉土社會的基本視角與有限制的童年視角相重疊代表他這一時期的敘述個性,並且在他的文本序列中,表徵出戀鄉與怨鄉的雙重心理情結。"

  評論家像火把一樣照亮了我的童年,使許多往事出現在眼前,我不得不又一次引用流氓皇帝朱元璋對他的謀士劉基說的話:原本是趁火打劫,誰知道弄假成真!

  1955年春天,我出生在高密東北鄉一個偏僻落後的小村裡。我出生的房子又矮又破,四處漏風,上面漏雨,牆壁和房笆被多年的炊煙熏得漆黑。根據村裡古老的習俗,產婦分娩時,身下要墊上從大街上掃來的浮土,新生兒一出母腹,就落在這土上。沒人對我解釋過這習俗的意義,但我猜想到這是"萬物土中生"這一古老信念的具體實踐。我當然也是首先落在了那堆由父親從大街上掃來的被千人萬人踩踐過、混雜著牛羊糞便和野草種子的浮土上。這也許是我終於成了一個鄉土作家而沒有成為一個城市作家的根本原因吧。我的家庭成員很多,有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叔叔、嬸嬸、哥哥、姐姐,後來我嬸嬸又生了幾個比我小的男孩。我們的家庭是當時村裡人口最多的家庭。大人們都忙著幹活,沒人管我,我悄悄地長大了。我小時候能在一窩螞蟻旁邊蹲整整一天,看著那些小東西忙忙碌碌地進進出出,腦子裡轉動著許多稀奇古怪的念頭。我記住的最早的一件事,是掉進盛夏的茅坑裡,灌了一肚子糞水。我大哥把我從坑裡救上來,抱到河裡去洗乾淨了。那條河是耀眼的,河水是滾燙的,許多赤裸著身體的黑大漢在河裡洗澡、抓魚。正如程德培猜測的一樣,童年留給我的印象最深刻的事就是洪水和飢餓。那條河裡每年夏、秋總是洪水滔滔,浪濤澎湃,水聲喧嘩,從河中升起。坐在我家炕頭上,就能看到河中的高過屋脊的洪水。大人們都在河堤上守護著,老太婆燒香磕頭祈禱著,傳說中的鱉精在河中興風作浪。每到夜晚,到處都是響亮的蛙鳴,那時的高密東北鄉確實是水族們的樂園,青蛙能使一個巨大的池塘改變顏色。滿街都是蠢蠢爬動的癩蛤蟆,有的蛤蟆大如馬蹄,令人望之生畏。那時的氣候是酷熱的,那時的孩子整個夏天都不穿衣服。我上小學一年級時就是光著屁股赤著腳,一絲不掛地去的,最早教我們的是操外縣口音的紀老師,是個大姑娘,一進教室看到一群光□猴子,嚇得轉身逃走。那時的冬天是奇冷的,夜晚是真正的伸手不見五指。田野裡一片片綠色的鬼火閃閃爍爍,常常有一些巨大的、莫名其妙的火球在暗夜中滾來滾去。那時死人特別多,每年春天都有幾十個人被餓死。那時我們都是大肚子,肚皮上滿是青筋,肚皮薄得透明,腸子蠢蠢欲動……這一切,都如眼前的情景,歷歷在目。所以當我第一次讀了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之後,便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同時也惋惜不已,這些奇情異景,只能用別的方式寫出,而不能用魔幻的方式表現了。由於我相貌奇醜、喜歡尿床、嘴饞手懶,在家庭中是最不討人喜歡的一員,再加上生活貧困、政治壓迫使長輩們心情不好,所以我的童年是黑暗的,恐怖、飢餓伴隨我成長。這樣的童年也許是我成為作家的一個重要原因吧。這樣的童年必然地建立了一種與故鄉血肉相連的關係,故鄉的山川河流、動物植物都被童年的感情浸淫過,都帶上了濃厚的感情色彩,許多後來的朋友都忘記了,但故鄉的一切都忘不了。 高粱葉子在風中飄揚,成群的螞蚱在草地上飛翔,牛脖上的味道經常進入我的夢,夜霧瀰漫中,突然響起了狐狸的鳴叫,梧桐樹下,竟然蟄伏著一隻像磨盤那麼大的癩蛤蟆,比鬥笠還大的黑蝙蝠在村頭的破廟裡鬼鬼祟祟地滑翔著……總之,截止到目前為止的我的作品裡,都充溢著我童年時的感覺,而我的文學的生涯,則是從我光著屁股走進學校的那一刻開始。

  六、故鄉就是經歷

  英年早逝的美國作家托馬斯•沃爾夫堅決地說:"一切嚴肅的作品說到底必然都是自傳性質的,而且一個人如果想要創造出任何一件具有真實價值的東西,他便必須使用他自己生活中的素材和經歷。"(托馬斯•沃爾夫講演錄《一部小說的故事》)他的話雖然過分絕對化,但確有他的道理。任何一個作家——真正的作家——都必然地要利用自己的親身經歷來編織故事,而情感的經歷比身體的經歷更為重要。作家在利用自己的親身經歷時,總是想把自己隱藏起來,總是要將那經歷改頭換面,但明眼的批評家也總是能揪住狐狸的尾巴。

  托馬斯•沃爾夫在他的傑作《天使望故鄉》裡幾乎是原封不動地搬用了他故鄉的材料,以致小說發表後,激起了鄉親們的憤怒,使他幾年不敢回故鄉。托馬斯•沃爾夫是一個極端的例子。諸如因使用了某些親歷材料而引起官司的,也屢見不鮮。如巴爾加斯•略薩的《胡利婭姨媽與作家》就因過分"忠於"事實而引起胡利婭的憤怒,自己也寫了一本《作家與胡利婭姨媽》來澄清事實。

  所謂"經歷",大致是指一個人在某段時間內、在某個環境裡幹了一件什麼事,並與某些人發生了這樣那樣的、直接或間接的關係。一般來說,作家很少原封不動地使用這些經歷,除非這經歷本身就已經比較完整。

  在這個問題上,故鄉與寫作的關係並不特別重要,因為有許多作家在逃離故鄉後,也許經歷了驚心動魄的事。但對我個人而言,離開故鄉後的經歷平淡無奇,所以,就特別看重故鄉的經歷。

  我的小說中,直接利用了故鄉經歷的,是短篇小說《枯河》和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蔔。

  "文革"期間,我十二歲那年秋天,在一個橋樑工地上當小工,起初砸石子,後來給鐵匠拉風。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中午,鐵匠們和石匠們躺在橋洞裡休息,因為腹中飢餓難挨,我溜到生產隊的蘿蔔地裡,拔了一個紅蘿蔔,正要吃時,被一個貧下中農抓住。他揍了我一頓,拖著我往橋樑工地上。我賴著不走,他就十分機智地把我腳上那雙半新的鞋子剝走,送到工地領導那。挨到天黑,因為怕丟了鞋子回家挨揍,只好去找領導要。領導是個猿猴模樣的人,他集合起隊伍,讓我向毛主席請。隊伍聚在橋洞前,二百多人站著,黑壓壓一。太陽正在落山,半邊天都燒紅了,像夢境一。領導把毛主席像掛起來,讓我請。

  我哭著,跪在毛主席像前結結巴巴地說:"毛主席……我偷了一個紅蘿蔔……犯了罪……罪該萬死……"

  民工們都低著頭,不說。

  張領導說:"認識還比較深刻,饒了你。"

  張領導把鞋子還了。

  我忐忑不安地往家。回家後就挨了一場毒。出現在《枯河》中的這段文字,幾乎是當時情景的再現:
  哥哥把他扔到院子裡,對準他的屁股用力踢了一腳,喊道:"起來,你專門給家裡闖禍!他躺在地上不肯動,哥哥很有力地連續踢著他的屁股,說:『滾起來,你作了孽還有功啦是不?』"

  他奇跡般站起來(在小說中,他此時已被村支部書記打了半死),一步步倒退到牆角上去,站定後,驚恐地看著瘦長的哥。

  哥哥憤怒地對母親說:"砸死他算了,留著也是個禍。本來今年我還有希望去當個兵,這下全完。"

  他悲哀地看著母。母親從來沒有打過。母親流著眼淚走過。他委屈地叫了一聲。

  ……母親戴著鐵頂針的手狠狠地抽到他的耳門子上,他乾嚎了一聲……母親從草垛上抽出一根干棉花柴,對著他沒鼻子沒眼地抽。

  父親一步步走上。夕陽照著父親愁苦的面孔……父親左手拎著他的脖子,右手拎著一隻鞋子……父親的厚底老鞋第一下打在他的腦袋上,把他的脖子幾乎釘進腔子裡。那隻老鞋更多地是落到他的背上,急一陣,慢一陣,鞋底越來越薄,一片片泥土飛散著……

  抄寫著這些文字,我的心臟一陣陣不舒服,看過《枯河》的人也許還記得,那個名叫小虎的孩子,最終是被自己的親人活活打死的,而真實的情況是:當父親用蘸了鹽水的繩子打我時,爺爺趕來解救了。爺爺當時忿忿地說:"不就是拔了個鳥操的蘿蔔嘛!還用得著這樣打?!"爺爺與我小說中的土匪毫無關係,他是個勤勞的農民,對人民公社一直有看法,他留戀二十畝地一頭牛的小農生。他一直揚言:人民公社是兔子尾巴長不。想不到如今果真應驗。父親是好父親,母親是好母親,促使他們痛打我的原因一是因為我在毛澤東像前當眾請罪傷了他們的自尊心,二是因為我家出身中農,必須老老實實,才能苟且偷。我的《枯河》實則是一篇聲討極左路線的檄文,在不正常的社會中,是沒有愛的,環境使人殘酷無。

  當然,並非只有挨過毒打才能寫出小說,但如果沒有這段故鄉經歷,我決寫不出《枯河。同樣,也寫不出我的成名之作《透明的紅蘿蔔。

  《透明的紅蘿蔔》寫在《枯河》之。此文以純粹的"童年視角"為批評家所稱道,為我帶來了聲譽,但這一切,均於無意中完成,寫作時根本沒想到什麼視角,只想到我在鐵匠爐邊度過的六十個日日夜。文中那些神奇的意象、古怪的感覺,蓋源於我那段奇特經。畸形的心靈必然會使生活變形,所以在文中,紅蘿蔔是透明的,火車是匍匐的怪獸,頭髮絲兒落地訇然有聲,姑娘的圍巾是燃燒的火苗……

  將自己的故鄉經歷融會到小說中去的例子,可謂俯拾皆是:水上勉的《雪孩兒》、《雁寺》,福克納的《熊》、川端康成的《雪國》,勞倫斯的《母親與情人》……這些作品裡,都清晰地浮現著作家的影。

  一個作家難以逃脫自己的經歷,而最難逃脫的是故鄉經。有時候,即便是非故鄉的經歷,也被移植到故鄉經歷。

  七、故鄉的風景

  風景描寫——環境描寫——地理環境、自然植被、人文風俗、飲食起居等等諸如此類的描寫,是近代小說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即便是繼承中國傳統小說寫法的"山藥蛋"鼻祖趙樹理的小說,也還是有一定比例的風景描。當你構思了一個故事,最方便的寫法是把這故事發生的環境放在你的故。孫犁在荷花澱裡,老捨在小羊圈胡同裡,沈從文在鳳凰城裡,馬爾克斯在馬孔多,喬伊斯在都柏林,我當然是在高密東北。

  現代小說的所謂氣氛,實則是由主觀性的、感覺化的風景——環境描寫製造出來。巴爾扎克式的照相式的繁瑣描寫已被當代的小說家所拋。在當代小說家筆下,大自然是有靈魂的,一切都是通靈的,而這萬物通靈的感受主要是依賴著童年的故鄉培育發展起來。用最通俗的說法是:寫你熟悉的東。

  我不可能把我的人物放到甘蔗林裡去,我只能把我的人物放到高粱地。因為我很多次地經歷過高粱從播種到收穫的全過程,我閉著眼睛就能想到高粱是怎樣一天天長成。我不但知道高粱的味道,甚至知道高粱的思。馬爾克斯是世界級大作家,但他寫不了高粱地,他只能寫他的香蕉林,因為高粱地是我高密東北鄉文學王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裡反抗任何侵入者,就像當年反抗日本侵略者一。同樣,我也絕對不敢去寫拉丁美洲的熱帶雨林,那不是我的故。回到了故鄉我如魚得水,離開了故鄉我舉步艱。

  我在《枯河》裡寫了故鄉的河流,在《透明的紅蘿蔔》裡寫了故鄉的橋洞和黃麻地,在《歡樂》裡寫了故鄉的學校和池塘,在《白棉花》裡寫了故鄉的棉田和棉花加工廠,在《球狀閃電》中寫了故鄉的草甸子和蘆葦地,在《爆炸》中寫了故鄉的衛生院和打麥場,在《金髮嬰兒》中寫了故鄉的道路和小酒店,在《老槍》中寫了故鄉的梨園和窪地,在《白狗鞦韆架》中寫了故鄉的白狗和橋頭,在《天堂蒜苔之歌》中寫了故鄉的大蒜和槐林,儘管這個故事是取材於震驚全國的"蒼山蒜苔事件",但我卻把它搬到了高密東北鄉,因為我腦子裡必須有一個完整的村莊,才可能得心應手地調度我的人。

  故鄉的風景之所以富有靈性、魅力無窮,主要的原因是故鄉的風景裡有童。我在《透明的紅蘿蔔》中寫一個大橋洞,寫得那麼高大、神奇,但當我陪著幾個攝影師重返故鄉去拍攝這個橋洞時,不但攝影師們感到失望,連我自己也感到驚。毫無疑問眼前的橋洞還是當年的那個橋洞,但留在我腦海裡的高大宏偉、甚至帶著幾分莊嚴的感覺不知跑到哪裡去。眼前的橋洞又矮又小,伸手即可觸摸洞。橋洞還是那個橋洞,但我已不是當年的。這也進一步證明了我在《透明的紅蘿蔔》中的確運用了童年視。文中的景物都是故鄉的童年印象,是變形的、童話化了的,小說的濃厚的童話色彩賴此產。

  八、故鄉的人物

  1988年春天的一個上午,我正在高密東北鄉的一間倉庫裡寫作時,一個衣衫襤褸的老人走進了我的房。他叫王文義,按輩分我該叫他。我慌忙起身讓座、敬。他抽著煙、不高興地問:"聽說你把我寫到書裡去了?"我急忙解釋,說那是一時的糊塗,現在已經改了,雲。老人抽了一支煙,便走。我獨坐桌前、沉思良。我的確把這個王文義寫進了小說《紅高粱》,當然有所改。王文義當過八路,在一次戰鬥中,耳朵受了傷,他扔掉大槍,捂著頭跑回來,大聲哭叫著:"連長,連長,我的頭沒有了……"連長踢了他一腳,罵道:"混蛋,沒有頭還能說話!你的槍呢?"王文義說:"扔到壕溝裡。"連長罵了幾句,又冒著彈雨衝上去,把那枝大槍摸回。這件事在故鄉是當笑話講的,王文義也供認不。別人嘲笑他膽小時,他總是。

  我寫《紅高粱》時,自然地想到了王文義,想到了他的模樣、聲音、表情,他所經歷的那場戰鬥,也彷彿在我眼。我原想換一個名字,叫王三王四什麼的,但一換名字,那些有聲有色的畫面便不見。可見在某種情況下,名字並不僅僅是個符號,而是一個生命的組成部。

  我從來沒感到過素材的匱乏,只要一想到家鄉,那些鄉親們便奔湧前來,他們個個精彩,形貌各異,妙趣橫生,每個人都有一串故事,每個人都是現成的典型人。我寫了幾百萬字的小說,只寫了故鄉的邊邊角角,許多非常文學的人,正站在那兒等待著。故鄉之所以會成為我創作的不竭的源泉,是因為隨著我年齡、閱歷的增長,會不斷地重塑故鄉的人物、環境。這就意味著一個作家可以在他一生的全部創作中不斷地吸收他的童年經驗的永不枯竭的資。

  九、故鄉的傳說

  其實,我想,絕大多數的人,都是聽著故事長大的,並且都會變成講述故事的。作家與一般的故事講述者的區別是把故事寫成文。往往越是貧窮落後的地方故事越。這些故事一類是妖魔鬼。一類是奇人奇。對於作家來說,這是一筆巨大的財富,是故鄉最豐厚的饋。故鄉的傳說和故事,應該屬於文化的範疇,這種非典籍文化,正是民族的獨特氣質和秉賦的搖籃,也是作家個性形成的重要因。馬爾克斯如果不是從外祖母嘴裡聽了那麼多的傳說,絕對寫不出他的驚世之作《百年孤獨。《百年孤獨》之所以被卡洛斯•富恩特斯譽為"拉丁美洲的聖經",其主要原因是"傳說是架通歷史與文學的橋樑。

  我的故鄉離蒲松齡的故鄉三百里,我們那兒妖魔鬼怪的故事也特別發。許多故事與《聊齋》中的故事大同小。我不知道是人們先看了《聊齋》後講故事,還是先有了這些故事而後有《聊齋。我寧願先有了鬼怪妖狐而後有《聊齋。我想當年蒲留仙在他的家門口大樹下擺著茶水請過往行人講故事時,我的某一位老鄉親曾飲過他的茶水,並為他提供了故事素。

  我的小說中直寫鬼怪的不多,《草鞋窨子》裡寫了一些,《生蹼的祖先》中寫了一。但我必須承認少時聽過的鬼怪故事對我產生的深刻影響,它培養了我對大自然的敬畏,它影響了我感受世界的方。童年的我是被恐怖感緊緊攫住。我獨自一人站在一片高粱地邊上時,聽到風把高粱葉子吹得颯颯作響,往往週身發冷,頭皮發奓,那些揮舞著葉片的高粱,宛若一群張牙舞爪的生靈,對著我撲過來,於是我便怪叫著逃跑。一條河流,一棵老樹,一座墳墓,都能使我感到恐懼,至於究竟怕什麼,我自己也解釋不清。但我懼怕的只是故鄉的自然景物,別的地方的自然景觀無論多麼雄偉壯大,也引不起我的敬。

  奇人奇事是故鄉傳統的重要內。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過:歷史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堆傳奇故事,越是久遠的歷史,距離真相越遠,距離文學愈。所以司馬遷的《史記》根本不能當做歷史來。歷史上的人物、事件在民間口頭流傳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傳奇化的過。每一個傳說者,為了感染他的聽眾,都在不自覺地添油加醋,再到後來,麻雀變成了鳳凰,野兔變成了麒。歷史是人寫的,英雄是人造。人對現實不滿時便懷念過去;人對自己不滿時便崇拜祖。我的小說《紅高粱家族》大概也就是這類東。事實上,我們的祖先跟我們差不多,那些昔日的榮耀和輝煌大多是我們的理。然而這把往昔理想化、把古人傳奇化的傳說,恰是小說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源。它是關於故鄉的、也是關於祖先的,於是便與作家產生了水乳交融的關係,於是作家在利用故鄉傳說的同時,也被故鄉傳說利用。故鄉傳說是作家創作的素材,作家則是故鄉傳說的造。

  十、超越故鄉

  還是那個托馬斯•沃爾夫說過:"我已經發現,認識自己故鄉的辦法是離開它;尋找到故鄉的辦法,是到自己心中去找它、到自己的頭腦中、自己的記憶中、自己的精神中以及到一個異鄉去找。"(托馬斯•沃爾夫講演錄《一部小說的故事》)他的話引起我強烈的共鳴——當我置身於故鄉時,眼前的一切都是爛熟的風景,絲毫沒能顯示出它們內在的價值,它們的與眾不同,但當我遠離故鄉後,當我拿起文學創作之筆後,我便感受到一種無家可歸的痛苦,一種無法抑制的對精神故鄉的渴求便產生。你總得把自己的靈魂安置在一個地方,所以故鄉便成為一種寄托,便成為一個置身都市的鄉土作家的最後的避難。肖洛霍夫和福克納更徹底——他們乾脆搬回到故鄉去居住了——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我也會回到高密東北鄉去,遺憾的是那裡的一切都已面目全非,現實中的故鄉與我回憶中的故鄉、與我用想像力豐富了許多的故鄉已經不是一回。作家的故鄉更多的是一個回憶往昔的夢境,它是以歷史上的某些真實生活為根據的,但平添了無數的花草,作家正像無數的傳說者一樣,為了吸引讀者,不斷地為他夢中的故鄉添枝加葉——這種將故鄉夢幻化、將故鄉情感化的企圖裡,便萌動了超越故鄉的希望和超越故鄉的可能。

  高舉著鄉土文學的旗幟的作家,大致可以分為這樣兩種類型:一種是終生廝守於此,忠誠地為故鄉唱著讚歌,作家的道德價值標準也就是故鄉的道德價值標準,他們除了記錄,不再做別的工作,這樣的作家也許能成為具有地方色彩的作家,但這地方色彩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風。所謂的文學風格,並不僅僅是指搬用方言土語、描寫地方景物,而是指一種熔鑄著作家獨特思維方式、獨特思想觀點的獨特風貌,從語言到故事、從人物到結構,都是獨特的、區別於他人。而要形成這樣的風格,作家的確需要遠離故鄉,獲得多樣的感受,方能在參照中發現故鄉的獨特,先進的或是落後的;方能發現在諸多的獨特性中所包含著的普遍性,而這特殊的普遍,正是文學衝出地區、走向世界的通行。這也就是托•斯•艾略特在他的著名論文《美國文學和美國語言》中所指出的:"任何一位在民族文學發展過程中能夠代表一個時代的作家都應具備這兩種特性——突發地表現出來的地方色彩和作品的自在的普遍意義……假如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外國人對某位作家的傾慕始終不變,這就足以證明這位作家善於在自己寫作的書裡,把地區性的東西和普遍性的東西結合在一。"沈從文、馬爾克斯、魯迅等人,正是這一類遠離故鄉之後,把故鄉作為精神支柱,讚美著它、批判著它,豐富著它、發展著它,最終將特殊中的普遍凸現出來,獲得了走向世界的通行證的作。

  托馬斯•沃爾夫在他短暫一生的後期,意識到自己有必要從自我中跳出來,從狹隘的故鄉觀念中跳出來,去盡量地理解廣大的世界,用更嶄新的思想去洞察生活,把更豐富的生活寫進自己的作品,可惜他還沒來得及認真去做就去世。

  蘇聯文藝評論家T。。巴裡耶夫斯基曾經精闢地比較過海明威、奧爾丁頓等作家與福克納的區別:"福克納這時走的卻是另一條。他在當前的時代中尋求某種聯繫過去時代的東西,一種連綿不斷的人類價值的紐帶;並且發現這種紐帶源出於他的故鄉密西西比河一小塊土。在這兒他發現了一個宇宙,一種斬不斷的和不會令人失望的紐。於是他以解開這條紐帶而了其餘。這就是海明威、奧爾丁頓和其他作家們成為把當代問題的波浪從自己的周圍迅速傳播出去的世界聞名作家的原因,而福克納——無可爭辯地是個民族的、或甚至是個區域性的藝術家——它慢慢地、艱苦地向異化的世界顯示他與這個世界的密切關係,顯示人性基礎的重要性,從而使自己成為一個全球性的作。"(外國文學研究資料叢刊《福克納評論集》)

  托馬斯•沃爾夫所覺悟到的正是福克納實踐著。沃爾夫記錄了他的真實的故鄉,而福克納卻在他真實故鄉的基礎上創造了一個比他的真實故鄉更豐富、博大的文學故。福克納營造他的文學故鄉時使用了全世界的材料,其中最重要的材料當然是他的思想——他的時空觀、道德觀,是他的文學宮殿的兩根支。這些東西,也許是他在學習飛行的學校裡獲得的,也許是他在旅館裡的澡盆裡悟到。

  福克納是我們的——起碼是我的——光輝的榜樣,他為我們提供了成功的經驗,但也為我們設置了陷。你不可能超越福克納達到的高度,你只能在他的山峰旁另外建造一座山。福克納也是馬爾克斯的精神導師,馬爾克斯學了福克納的方法,建起了自己的故鄉,但支撐他的宮殿的支柱是孤。我們不可能另外去發現一種別的方法,唯一可做的是——學習馬爾克斯——發現自己的精神支。故鄉的經歷、故鄉的風景、故鄉的傳說,是任何一個作家都難以逃脫的夢境,但要將這夢境變成小說,必須賦予這夢境以思想,這思想水平的高低,決定了你將達到的高度,這裡沒有進步、落後之分,只有膚淺和深刻的區。對故鄉的超越首先是思想的超越,或者說是哲學的超越,這束哲學的靈光,不知將照耀到哪顆幸運的頭顱上,我與我的同行們在一樣努力地祈禱著、企盼著成為幸運的頭。
66輪義 小康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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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少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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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時間: 週四 6月 25日, 2009年 2:55 am
來自: 地球

Re: 會唱歌的牆-莫言散文精品集

文章 徐少康 » 週三 11月 28日, 2012年 7:17 pm

第26節漫長的文學夢

  最早發現我有一點文學才能的,是一個姓張的高個子老。那是我在村中小學讀三年級的時。因為自理生活的能力很差,又加上學時年齡較小,母親給我縫的還是開襠。為此,常遭到同學的嘲。有一個名叫郭蘭花的女生,特別願意看男生往我褲襠裡塞東。她自己不好意思動手,就鼓勵那些男生折騰。男生折騰我時她笑得點頭哈腰,臉紅得像雞冠子似。後來,這個那時大概剛從鄉村師範畢業、年輕力壯、衣冠潔淨、身上散發著好聞的肥皂氣味的高個子張老師來了,他嚴厲地制止了往我褲子裡塞東西的流氓行。他教我們語文,是我們的班主。他的臉上有很多粉刺,眼睛很大,脖子很長,很。他一瞪眼,我就想小。有一次他在課堂上訓我,我不知不覺中竟尿在教室。他很生氣,罵道:"你這熊孩子,怎麼能隨地小便呢?"我哭著說:"老師,我不是故意的……"有一次,他讓我到講台上去念一篇大概是寫井岡山上毛竹的課文,念到生氣蓬勃的竹筍衝破重重壓力鑽出地面時,課堂上響起笑。先是女生哧哧的低笑,然後是男生放肆的大。那個當時就十七歲的、隔年就嫁給我一個堂哥成了我嫂子的趙玉英笑得據說連褲子都尿。張老師起先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訓斥大家:"你們笑什麼?!"待他低頭看了看我,便咧咧嘴,說:"別念了,下去吧!"我說:"老師,我還沒念完。"因為我念課文是全班第一流利,難得有次露臉的機會,實在是捨不得下。張老師一把就將我推下去。我堂嫂趙玉英後來還經常取笑我,她摹仿著我的腔調說:春風滋潤了空氣,太陽曬暖了大地,尖尖的竹筍便鑽出了地面……

  張老師到我家去做家訪,建議母親給我縫上褲。我母親不太情願地接受了他的建。縫上褲襠後,因為經常把腰帶結成死疙瘩,出了不少笑。後來,大哥把一條牙環壞了的洋腰帶送我,結果出醜更。一是六一兒童節在全校大會上背誦課文時掉了褲子,引得眾人大嘩;二是我到辦公室去給張老師送作業,那個與張老師坐對面的姓尚的女老師非要我跟她打乒乓球,我說不打,她非要打,張老師也要我打,我只好打,一打,褲子就掉。那時我穿的是笨褲子,一掉就到了腳脖。尚老師笑得前仰後合,說張老師你這個愛徒原來是個小流氓……

  在我短暫的學校生活中,腰帶和褲襠始終是個惱人的問。大概是上四年級的時候,我寫了一篇關於五一勞動節學校開運動會的作文,張老師大為贊。後來我又寫了許多作文,都被老師拿到課堂上念,有的還抄到學校的黑板報上,有一篇還被附近的中學拿去當作範文學。有了這樣的成績,我的腰帶和褲襠問題也就變成了一個可愛的問。

  後來我當了兵,提了干,探家時偶翻箱子,翻出了四年級時的作文簿,那上邊有張老師用紅筆寫下的大段批語,很是感。因為"文化大革命",我與張老師鬧翻了。我被開除回家,碰到張老師就低頭躲過,心裡冷若冰。重讀那些批語,心中很是感慨,不由得恨"文化大革命"斷送了我的錦繡前。那本作文簿被我的侄子擦了屁股,如果保留下來,沒準還能被將來的什麼館收購了去。

  輟學當了放牛娃後,經常憶起寫作文的輝。村裡有一個被遣家勞改的"右派",他是山東師範學院中文系的畢業生,當過中學語文教。我們是一個生產隊,經常在一起勞。他給我灌輸了許多關於作家和小說的知。什麼神童作家初中的作文就被選進了高中教材啦,什麼作家下鄉自帶高級水啦,什麼作家讀高中時就攢了稿費三萬元啦,什麼有一個大麻子作家坐在火車上見到他的情人在鐵道邊上行走,就奮不顧身地跳下去,結果把腿摔斷了……他幫我編織著作家。我問他:"叔,只要能寫出一本書,是不是就不用放牛了?"他說:"豈止是不用放牛!"然後他就給我講了丁玲的一本書主義,講了那些名作家一天三頓吃餃子的。大概從那時起,我就夢想著當一個作家。別的不說,那一天三頓吃餃子,實在是太誘人。

  1973年,我跟著村裡人去昌邑縣挖膠萊。冰天雪地,三個縣的幾十萬民工集合在一起,人山人海,紅旗獵獵,指揮部的高音喇叭一遍遍播放著湖南民歌《瀏陽河》,那情那景真讓我感到心潮澎。夜裡,躺在地窖子裡,就想寫小。挖完河回家,臉上蛻去一層皮,自覺有點脫胎換骨的意。跟母親要了五毛錢,去供銷社買了一瓶墨水,一個筆記本,趴在炕上,就開始。書名就叫《膠萊河畔。第一行字是黑體,引用毛澤東的話:水利是農業的命。第一章的回目也緊跟著有了:元宵節支部開大會,老地主陰謀斷馬。故事是這樣的:元宵節那天早晨,民兵連長趙紅衛吃了兩個地瓜,喝了兩碗紅黏粥,匆匆忙忙去大隊部開會,研究挖膠萊河的問。他站在毛主席像前,默默地念叨著:毛主席呀毛主席,您是我們貧下中農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念完了一想,其實紅太陽並不熱烈,正午時刻的白太陽那才叫厲害。正胡思亂想著,開會的人到。老支書宣佈開會,首先學毛主席語錄,然後傳達公社革委會關於挖河的決。婦女隊長鐵姑娘高紅英請戰,老支書不答應,高紅英要去找公社革委會馬主。高紅英與趙紅衛是戀愛對象,兩家老人想讓他們結婚,他們說:為了挖好膠萊河,再把婚期推三。這一邊在開會,那一邊陰暗的角落裡,一個老地主磨刀霍霍,想把生產隊裡那匹棗紅馬的後腿砍斷,破壞挖膠萊河,破壞備戰備荒為人民……這部小說寫了不到一章就扔下了,原因也記不清。如果說我的小說處女作,這篇應該。

  後來當了兵,吃飽了穿暖了,作家夢就愈做愈猖。1978年,我在黃縣站崗時,寫了一篇《媽媽的故事。寫一個地主的女兒(媽媽)愛上了八路軍的武工隊長,離家出走,最後帶著隊伍殺回來,打死了自己當漢奸的爹,但"文革"中"媽媽"卻因為家庭出身地主被鬥爭而。這篇小說寄給《解放軍文藝》,當我天天盼著稿費來了買手錶時,稿子卻被退了回。後來又寫了一個話劇《離婚》,寫與"四人幫"
鬥爭的。又寄給《解放軍文藝。當我盼望著稿費來了買塊手錶時,稿子又被退了回。但這次文藝社的編輯用鋼筆給我寫了退稿信,那瀟灑的字體至今還在我的腦海裡搖頭擺。信的大意是:刊物版面有限,像這樣的大型話劇,最好能寄給出版社或是劇。信的落款處還蓋上了一個鮮紅的公。我把這封信給教導員看了,他拍著我的肩膀說:"行啊,小伙子,折騰得解放軍文藝社都不敢發表了!"我至今也不知道他是諷刺我還是誇獎。

  後來我調到保定,為了解決提干問題,當了政治教。因基礎太差,只好天天死背教科。文學的事就暫時放下。一年後,我把那幾本教材背熟溜了,上課不用拿講稿了,文學夢便死灰復。我寫了許多,專找那些地區級的小刊物投。終於,1981年秋天,我的小說《春夜雨霏霏》在保定市的《蓮池》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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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徐少康 » 週四 11月 29日, 2012年 7:39 pm

第27節我為什麼要寫《紅高粱家族》

  《紅高粱家族》是我創作的九部長篇中的一部,但它絕對是我的最有影響力的作品,因為迄今為止,很多人在提到莫言的時候,往往代之以"《紅高粱家族》的作者。這部小說的第一部《紅高粱》完成於1984年的冬天,當時我還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學。最初的靈感產生帶有一些偶然。那是在一次文學創作討論會上,一些老作家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即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有二十八年都是在戰爭中度過。老一輩作家親身經歷過戰爭,擁有很多的素材,但他們已經沒有精力創作了,因為他們最好的青春年華耽擱在"文革"當中;而年輕一代有精力卻沒有親身體驗,那麼他們該怎樣通過文學來更好地反映戰爭反映歷史呢?

  當時我就站起來說:"我們可以通過別的方式來彌補這個缺。沒有聽過放槍放炮但我聽過放鞭炮;沒有見過殺人但我見過殺豬甚至親手殺過雞;沒有親手跟鬼子拼過刺刀但我在電影上見。因為小說家的創作不是要複製歷史,那是歷史學家的任。小說家寫戰爭——人類歷史進程中這一愚昧現象,他所要表現的是戰爭對人的靈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戰爭中的變。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便沒有經歷過戰爭的人,也可以寫戰。"

  我發言以後,當場就有人嗤之以。事後更有人說我狂妄無知,說我是"小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說我是碟子裡扎猛子不知道深。在我的創作生涯中,有好幾次我都把自己逼到懸崖。為了證明自己觀點的正確,我必須馬上動筆,寫一部戰爭小。但在落筆之前,很是費了一番斟。我發現"文革"前大量的小說實際上都是寫戰爭的,但當時的小說追求的是再現戰爭過。一部小說,常常是從戰前動員開始寫到戰役的勝利,作者注重的是戰爭過程,而且衡量小說成功與否的標準通常是是否逼真地再現了戰爭的過。新一代的作家如果再這樣寫絕對寫不過經歷過戰爭的老作家,即便寫得與老作家同樣好也沒有意。我認為,戰爭無非是作家寫作時借用的一個環境,利用這個環境來表現人在特定條件下感情所發生的變。譬如前蘇聯的著名電影《第四十一》,寫了一個苦大仇深的紅軍女戰士,在親手擊斃了四十個白匪軍之後,擔任了一次押送俘虜的任。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部隊被打散,她與一個英俊漂亮、很有藝術修養的白匪軍官流落到一個荒無人煙的小島上,天長日久,兩個人產生了感情,開始同居,各自都把自己的階級身份忘記。突然有一天,來了一條白匪的大船,那個白匪軍官向著大船撲去,紅軍女戰士的階級性也突然甦醒了,操起步槍,將白匪軍官、也是她的情人,打死在海灘。這樣的事情在生活中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作家營造了這樣一個環境,把人物放進去進行試。這就是所謂的"人類靈魂實驗室。這樣的觀念、這樣的寫法今天看來比較合乎文學創作規律,但在80年代初期,在經歷了長期左的思想禁錮後,還是被很多人質疑和不能接受。

  有了這樣一個出發點,我開始著手構思,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家。我小時候,氣候也和現在不同,經常下雨,每到夏秋,洪水氾濫,種矮稈莊稼會淹死,只能種高粱,因為高粱的稈很。那時人口稀少,土地寬廣,每到秋天,一出村莊就是一眼望不到邊緣的高粱。在"我爺爺"和"我奶奶"那個時代,雨水更大,人口更少,高粱更多,許多高粱稈冬天也不收割,為綠林好漢們提供了屏。於是我決定把高粱地作為舞台,把抗日的故事和愛情的故事放到這裡上。後來很多評論家認為,在我的小說裡,紅高粱已經不僅僅是一種植物,而是具有了某種象徵意義,象徵了民族精。確定了這個框架後,我只用一個星期的時間就完成了這部在新時期文壇產生過影響的作品的初。

  《紅高粱》源自一個真實的故事,發生在我所住的村莊的鄰。先是游擊隊在膠萊河橋頭上打了一場伏擊戰,消滅了日本鬼子一個小隊,燒燬了一輛軍車,這在當時可是了不起的勝。過了幾天,日本鬼子大隊人馬回來報復,游擊隊早就逃得沒有蹤影,鬼子就把那個村莊的老百姓殺了一百多口,村子裡的房屋全部燒。

  《紅高粱》塑造了"我奶奶"這個豐滿鮮活的女性形象,並造就了電影《紅高粱》中的扮演者鞏。但我在現實中並不瞭解女性,我描寫的是自己想像中的女。在30年代農村的現實生活中,像我小說裡所描寫的女性可能很少,"我奶奶"也是個幻想中的人。我小說中的女性與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女性是有區別的,雖然她們吃苦耐勞的品格是一致的,但那種浪漫精神是獨特。

  我一向認為,好的作家必須具有獨創性,好的小說當然也要有獨創。《紅高粱》這部作品之所以引起轟動,其原因就在於它有那麼一點獨創。將近二十年過去後,我對《紅高粱》仍然比較滿意的地方是小說的敘述視角,過去的小說裡有第一人稱、第二人稱、第三人稱,而《紅高粱》一開頭就是"我奶奶"、"我爺爺",既是第一人稱視角又是全知的視。寫到"我"的時候是第一人稱,一寫到"我奶奶",就站到了"我奶奶"的角度,她的內心世界可以很直接地表達出來,敘述起來非常方。這就比簡單的第一人稱視角要豐富得多開闊得多,這在當時也許是一個創。

  有人認為我創作《紅高粱家族》系列作品受到了馬爾克斯的影響,這是想當然的猜。因為馬爾克斯的作品《百年孤獨》的漢譯本1985年春天我才看到,而《紅高粱》完成於1984年的冬天,我在寫到《紅高粱家族》的第三部《狗道》時讀到了這部了不起的。不過,我感到很遺憾——為什麼早沒有想到用這樣的方式來創作呢?假如在動筆之前看到了馬爾克斯的作品,估計《紅高粱家族》很可能是另外的樣。我認為,像我這種年紀的作家毫無疑問都受到了西方文學的影響,因為在80年代以前中國是封閉的,西方文學發生了哪些變化,有哪些作家出現,出現了哪些了不起的作品我們是不知道。改革開放以後大量的西方文學被翻譯進來,我們有一個兩三年的瘋狂閱讀時期,這種影響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從而不知不覺地就把某個作家的創作方式轉移到自己的作品中來。

  為什麼這樣一部寫歷史寫戰爭的小說引起了這麼大的反響,我認為這部作品恰好表達了當時中國人一種共同的心態,在長時期的個人自由受到壓抑之後,《紅高粱》張揚了個性解放的精神——敢說、敢想、敢。但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這一創作的社會意義,也沒有想到老百姓會需要這樣一種東。如果現在寫一篇《紅高粱》,哪怕你寫得再"野"幾倍,也不會有什麼反。現在的讀者,還有什麼沒有讀過?所以,就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一樣,每部作品也都有自己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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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徐少康 » 週日 12月 2日, 2012年 7:21 pm

第28節文學與牛

  榮獲了《小說月報》獎,十分高興,但聽說要寫"得獎感言",又十分犯。真是得獎不易感言更不易;不易也要寫,為了這個我盼望許久的。

  記得當年汪曾祺先生到我們班上來講課,開首就在黑板上寫上了六個大字"卑之無甚高論",這句話出自何典我忘了,汪先生當時是說過的,但話的意思還明。談到文學,連汪先生這樣的大家都說沒有高論,如我這般蠢貨,只怕連低論也不敢。不敢有也得有,因為我的《牛》得了獎,因為我很看重這個。

  俗話說吃水不忘打井人,得了獎不能忘了我放過的和我追過的那些。一談牛,就難免談到所謂的"童年記憶",一談到"童年記憶"就難免遭人恥笑,但無論多麼聰明的人,只要一恥笑我,就跟對牛彈琴差不多,因為他們的話都是文學理論,而文學理論我根本就聽不懂,不是裝糊塗,的確是不懂,有好幾次我想冒充一下陽春白雪,不懂裝懂一下,結果弄巧成拙,讓人摸到了我的底細,就像讓貴州的小老虎摸到了驢子的底細一。

  我童年時期,正逢"文革",大人垂頭喪氣,小孩子歡天喜。我們那時的一個最大的娛樂項目就是吃過晚飯後到曠野裡去追。當然是月亮天最。大人們點著馬燈在大隊部裡鬧革命,四類分子趁著月光給生產隊裡幹活,我們趁著月光在田野裡追。那時候,就像我在《牛》裡寫的那樣,牛是大家畜,是生產資料,偷殺一頭牛是要判刑的,但生產隊裡根本沒有飼草,革命時期,明年的生產誰還去想?就把那些牛從飼養室裡轟出去,讓它們去打野食,能活的就活,活不下去就死,死了就上報公社,公社下來驗屍後,證明是自然死亡,然後,就剝皮賣肉,全村皆。當然最歡的還是那些正在掌權的紅衛兵頭頭,這些雜種,比正在挨著批鬥的支部書記、大隊長還要壞,死牛身上最好的肉都讓他們吃。現在想想,這也是應該的,當官如果沒有好處,誰還去當?我們一幫孩子,吃罷晚飯,等到月光上來,就跑到田野裡,追趕那些瘦得皮包骨頭的。"文革"期間,地裡不但不長莊稼,連草也長得很少,牛在光禿禿的田野裡,吃不飽,學會了挖草根啃樹皮,還學會了用蹄子敲開冰河飲。我們在月光照耀下開始追牛,起初我們不如牛跑得快,但漸漸地牛就不如我們跑得快。我們每人扯住一條牛尾巴,身體後仰著,讓牛帶著跑,舉頭望著明月,猶如騰雲駕霧,有點飄飄如仙的感。那些老弱病殘的牛,很快就被我們給折騰死了,剩下的那些牛,基本上成了野牛,見了人就雙眼發紅,鼻孔張開,腦袋低垂,擺出一副拚命的架。對這樣的牛,我們不敢再追。後來又出了一個謠言,說是有幾個剛死了的人的墳墓讓這些野牛給扒開了,屍體自然也讓這些野獸給吃。牛野到吃死人的程度,離吃活人也就不遠。因此我們的追牛運動就結束。這個時期,中國基本上沒有文。

  "文革"結束後不久,人民公社就散了伙,先是聯產計酬,緊接著就是分田單干,家家戶戶都養起牛來,牛的身價猛地貴了起。人民公社時期說起來很重要實際上根本不當東西的牛,重新成了農民的命根。這個時期,正是中國的新時期文學的黃金時。

  90年代以來,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農民對種地失去了熱情,年輕力壯的人,大都跑出去打工掙錢,村子裡的土地,多被大戶承包,再加上小型農業機械的普及,林果的增加和糧田的減少,牛作為主要的生產資料逐漸成為歷。現在農民養牛的目的,基本上是養肥了賣肉,社會的商品化,改變了牛的歷史地位,農民與牛的感情也發生了重大的變。過去,人們常常詛咒那些殺牛的人,說他們死後不得好報,現在,殺牛跟殺豬一樣,成了司空見慣之。這個時期,我們的文學也失去了它的神聖和尊嚴,文學創作,也正在變成一種商品生。

  我馬馬虎虎地感到,幾十年來,牛的遭遇與文學的遭遇很是相似,農民的養牛史,活像一部當代文學。我估計會有很多人反對我的"研究成果",太下里巴人了嘛!我也想陽春白雪,但學不會,只能是什麼人說什麼。

  最後,我想說,搞文學的同志們,不要悲觀,更不要絕望,科學無論如何發達,農民無論怎樣變化,為了耕田而被飼養的牛還是會存在的,因此純粹的文學還是會存在。我想《小說月報》之所以獎勵我,並不是因為我的這篇小說寫得有多麼好,他們獎勵的是我這種為了耕田才養牛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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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會唱歌的牆-莫言散文精品集

文章 徐少康 » 週一 12月 3日, 2012年 7:47 pm

第29節國外演講與名牌內褲

  中國作家在國外的所謂演講,其實多半是自欺欺人。一是外國人對中國文學根本就沒有那麼大的興趣,能來三五十人聽講(其中多半還是自己的同胞),已經很不錯,有時候來上三五人,你如果還想拿出事先寫好的講稿讀一遍,那離精神病也就不遠。最好的辦法就是趕快進飯館,喝著吃著,該說點什麼就說點什。二是中國作家中,就我所熟悉的範圍內,給他一個題目立即就能出口成章、言之成理的很少,多半是滿嘴拌蒜,把那些說了多少遍的陳詞濫調再重複一遍而。真正的演講,絕對不能捧著稿子念,應該像列寧那樣,把雙手解放出來,把頭抬起來,用眼睛和臉上豐富的表情和大庭裡的廣眾進行交。要揮手,叉腰,身體往前探出去,然後再仰起來,要不時地在台上走動,要彷彿是表演,但又沒有半點的表演痕跡;要讓你的語言像水一樣流出來,像火焰一樣噴出來,而不是像牙膏一樣擠出。不能有病句,不能嗦,更不能為了譁眾取寵而胡言亂。要讓你語言的內在邏輯力量像萬能的觸角把聽眾牢牢地鉗住,又不陷入空洞的三段論陷。但世界上只有一個列寧,他生了一個碩大的腦袋,腦漿也比常人重幾十。他有鋼鐵般的意志,有驚人的記憶力,有豐富的學識和天然的邏輯,他往檯子上一站,聽眾(也是觀眾)立即就被催眠。列寧,請想想他那模樣吧,那是真正的奇人異相,是真正的天。想學他?怎麼可能?公雞想學老鷹,儘管也能勉強地飛起來,翅膀單薄,屁股下沉,那個狼狽勁兒,還不如說是掙。我輩在國外的所謂演講,就像公雞學飛,飛起來也是一景,但實在是慘不忍。通過這事我想到,許多事情是學不會也不能學。風流不能學,"是大才子自風流";不是風流種子學風流,那是自取滅。貴族姿態不能學,袁世凱的二公子袁克定在敗家之後,家中只餘一個老家人侍候,每天早晨還是要胸掛潔白的餐巾,正襟危坐,左手執叉,右手執刀,切割著桌子上的窩頭和鹹菜,往嘴裡。暴發戶愛鑲金牙,土包子好炫名。一個作家外邊穿了一條名牌褲子,裡邊穿了一條名牌褲衩,生怕人家看不到,心中難過,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將一塊白布縫在屁股上,上邊寫著:內穿名牌褲衩一條,價值三百餘。使用金叉銀杯,吃真正的西餐,桌子上擺著鮮花,但還是不像,還是一副小人得志的嘴。僅有幾個錢,距離貴族還很遙。要慢慢來,熬過三代之後,到了孫子輩上,貴族氣大概就有一點。那個往屁股上縫帖子的老兄實在是笨,你把名牌褲衩穿在名牌褲子外邊不就行了嗎?內衣外穿,真正的時髦,領導服裝新潮。要不就把褲腰截短,前露肚臍,後露□溝,顯出名牌褲衩的蕾絲花邊——我不知道什麼叫蕾絲花邊,從許多新潮作家的書裡看到,凡名牌必有蕾絲花。

  早年在農村,我一個叔叔當生產隊的隊長,早晨要早起敲鐘,派活,晚上要給那麼多社員定工分,雞一口鴨一口,爹一份娘一份,少有差池,立馬就吵翻了天,但我的叔叔一言九鼎,無論多麼難纏的角色都能擺平,真是不容易,真是不得了,把我佩服得不行,當時我就立志:做事要做這樣的事,做人要做這樣的。但當我把我的志向向他表白後,他用不屑的目光打量著我說:就你?三腳踢不出一個屁來還想當隊長?知道不?當官首先要有好口才!反過來說就是"好口才帶著三分官。我叔叔一下子就把我的自信心給瓦解。後來,為了有朝一日能當個官,我也曾站在樹林子裡練習演講,姿態難看,聲音難聽,連樹都羞慚得渾身發抖,葉子嘩啦啦。

  我叔叔是土天才,經常在夏夜的打麥場上對著社員發表演。天南海北,驢頭扯到馬□上,但聽起來趣味盎然,不亞於單口相。一邊說還一邊把光脊樑拍得啪啪響,估計是拍蚊。他的口才為什麼那樣好?他肚子裡怎麼會有那樣多要說的話?他怎麼能把話說得滔滔不絕好像話是從他的嘴裡流出來的而不是用腦子想出來的?

  因為叔叔的榜樣,我從小就對口才好的人十分敬。我覺得能夠滔滔不絕地發表演講的人都是大人物或者是未來的大人。當年在農村無書可讀,偶然得到了一本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在德國法西斯的法庭上為自己也是為共產國際所作的陳述和辯護,那犀利的語言鋒芒,排山倒海般的語言氣勢,令我熱血澎湃,心馳神往,他的演講甚至影響了我的小說語。《三國演義》裡誇獎英才時經常使用"辨才無礙"這個詞,譬如諸葛亮、譬如秦宓,譬如張松,無一不是雄辯。"道非道,非常道;名非名,非常名","白馬非馬。到了近代,如果想當官、尤其是想當大官,不把嘴皮子練好是不行的——也有例外,幾十年前,在大陸的南部邊境,發生過一次戰爭,我看過一個送敢死隊上前線的錄像,敢死隊員們穿著迷彩服,全副武裝,個個神色肅穆,遠處的小山上槍聲不斷,硝煙滾滾,這時候,一個軍政委,走到隊伍前,左手拿著一張稿紙,右手端著一杯酒,念著慷慨激昂的。我心裡想,一個政委,靠耍嘴皮子吃飯的人,在這樣的關頭,三分鐘的講話,還要念稿,如此之笨,不知道他是怎樣混到了這樣高的位置上——但話又說回來,好口才是天生的,不是練出來。當年我躲在小樹林裡背誦著季米特洛夫的詞兒練習演說,對著樹時,好像也能眉飛色舞抑揚頓挫,但一到了人前,就喉嚨發緊,額頭冒汗,無所措手足,事先想好的詞兒忘得乾乾淨淨,腦子裡一片空。讓一個口才好的人佩服另一個口才好的人不太容易,但像我這樣一個笨嘴拙舌而又滿心想練好口才當大官的人,見到"辨才無礙"的人沒法不佩。可惜在作家隊伍裡很少見到這樣的人,這樣的人哪裡去了呢?有人說是當官去。可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那些官的口才也實在是一般般,他們講的話都是一個調調,毫無幽默感,更沒有個人的語言風。說話流暢不是我心目中的好口才,更不是演說。真正的演說,每次都是創造,每次都不重複,每次都能說出自己的話,而不是背誦別人的話或是把別人的話改頭換。只能這樣說:真正的演說家是天才,而天才不可多得,據說五百年才出一。讓我們等候著大演說家的誕生,也許等得到,多半是等不。

  還是回到國外演說這個話題上來,用自己寬容自己的態。既然受邀出去,總是要說點什。既然沒有即席演講的才能,事先寫好稿子,出去照著唸唸,也是可以原諒的,總比裝啞巴好。有人說作家出去代表國家說話,那是瞎扯,那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當然有人要這樣想也不是不可。十幾年前,我的一個朋友,剛加入了省作家協會,心中興奮,坐在火車上,將作協會員證擺在小桌子上,夏天,開著窗,一陣風來,把那東西刮出去。他急了,想跳窗,被大家拉。我的朋友,哇哇地哭起。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引得眾人前來觀看,還以為錢包刮出去了。後來有人說:別哭了,回去補一個不就行了。我的朋友說,回去當然可以補一個,但這次人家怎麼知道我是一個作家呢?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太太撇著嘴說:年輕人,別哭。當年托爾斯泰把作協會員證丟了,就在胸前寫上"我是作家"四個大字,你也可以照此辦。我明顯聽出來老太太的譏諷之意,從此出門再也不帶作協會員證。這個老太太給我上了一課,讓我明白了許多道。所以我知道了,有的作家出國可能代表祖國,但我只代表我自己,有時候連自己也代表不。因為我的話需要翻譯給聽眾,翻譯能否把我的話翻譯得符合我的本意,只有天知。既然是在國外說話,適度地自我吹噓一點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國外的作家都有這嗜。所以我的這些"演講"裡有些話,大家也不必當。話是那樣說的,但自己能吃幾碗米飯還是知道。一個寫小說的,按說不應該寫除了小說之外的其他文字,但迫於人情世故,我也不能免。將"演講"、"對談"之類文字結集出版,是不但庸俗而且肉麻的事情,比內褲外穿好不到哪裡。從這個意義上說,那個在屁股上貼布條炫耀名牌內褲的作家雖然不是我,但也可以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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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會唱歌的牆-莫言散文精品集

文章 徐少康 » 週二 12月 4日, 2012年 7:30 pm

第30節向格拉斯大叔致意

  向格拉斯大叔致意

  ——文學的漫談•搖•搖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文學開始煥發出勃勃生。當時,文學是社會的熱點,作家的工作也受到了大眾的矚。一個年輕人,只要能寫出一篇有點新意或者是觸及了社會敏感問題的短篇小說,馬上就會成為新聞人物,並由此獲得受到人們普遍尊敬的作家稱。這個時期,也是外國文學對中國作家產生了巨大影響的時。截止到目前為止,我想還沒有一個80年代後成名的中國作家敢肯定地說他的創作沒有受到外國文學的影。之所以發生這樣的現象,是因為在此之前,中國作家長期生活在一個封閉禁錮的社會裡,對西方世界的作家們取得的重大成就缺乏了。進入80年代後,改革開放政策使國門打開,大量的西方作家的優秀作品被翻譯成了中文,在西方世界早已轟動多年的許多重要著作,在中國再次引起轟動,強烈地震撼著作家們的心。在那幾年裡,中國作家們如饑似渴地閱讀著,勤奮地創作著,不自覺地摹仿著,使中國的小說開始擺脫了"文學為政治服務"這樣的咒語般的口號,獲得了一定程度的心靈的和創作的自。

  在西方作家的作品湧入中國之後不久,中國作家的最新作品也開始受到了西方漢學界的關。與此同時,很多走紅的作家也開始頻繁地走出國門,開始了與西方的交。但這時的西方漢學界看待中國作家和作品的眼光,還沒有完全地擺脫政治的視。他們總是想從中國作家身上和中國作家的作品中發現中國的政治生活,而且總是能夠有所發。這個時期被介紹到西方世界的大多數作品,都帶著明顯的為政治的或者反政治的痕。而這個時期頻繁地獲得出國機會的作家,也大都是體制內的寵。他們一重身份是作家,一重身份是文化官。這些人出國後,對西方充滿了戒意甚至是敵意,很少能用純然的文學的立場,與西方的作家和普通的文學讀者進行交。這個時期被翻譯成外文的中國作家的作品的真正讀者,大多局限在漢學界和大學等研究機構的圈子裡,並沒有被普通讀者注。

  進入90年代後,這種尷尬的境況有了改。首先是許多有眼光的漢學家,開始擺脫了意識形態的束縛,用比較純粹的文學眼光來搜索中國新時期文學裡的佳作,漢學家與作家的合作也逐漸地消除了官方的中介,演變成為了民間的、友誼的、文學的行。這種改變,使純粹文學意義上的中國當代優秀文學作品被翻譯到西方,與此同時,被翻譯成外文的中國作品,也開始從大學或研究機構的小圈子裡走出來,進入了西方的圖書市場,不再依靠非文學的因素、而是依靠著作品的文學性和藝術性,被西方讀者選。

  我的作品,在上個世紀的80年代末即引起了西方漢學界的注意,但我的書在西方成為商品,卻是90年代初期的。我平生第一次出國是1987年,出訪的國家是德。當時,柏林牆還冷漠地聳立著將美麗的柏林一分為二,前蘇聯的士兵還像雕塑一樣站立在德國的一座雄偉的建築物大門前,讓我的心靈受到沉重的壓抑和震。那次中國派出了一個十幾人的作家代表團,團長和副團長都是中國作協的領導。邀請我們訪德的是一個德國的老太太,代表團的名單是邀請方和中國作協妥協的產物,也就是說,像我這樣的非主流作家,是不可能獲得出國訪問的機會的,但因為這次邀請的民間性質,中國作協不得不做出讓。因為在中國作家協會這個系統裡,直到現在,出國還被看成是一種待遇或是獎賞,只有他們喜歡的作家,才可能被派遣出。

  那次在德國,有關文學的活動其實很少,大多數的時間是在觀光旅。德國很有幾個令我心儀的作家:譬如君特•格拉斯、譬如西格弗裡德•倫茨,但我知道我是不可能見到這些作家。一是西方的作家對中國作家不會感興趣,二是我們的確也沒有寫出像《鐵皮鼓》、《德語課》這樣的偉大作品,從而獲得與他們對話的資。儘管我沒有見到這兩位偉大作家,但到達了他們生活過和生活著的地方,置身於他們小說中所描寫過的環境,一種親切的感覺還是油然而。格拉斯和倫茨,他們對我的吸引力比德國這個國家對我的吸引力還要巨大,如果能見到他們,我想這會成為我的隆重的節。

  進入90年代之後,出國已經不再是文壇貴族的專利,作品被翻譯成外文,也不再是一件稀罕的事。偶爾也能聽到某個中國作家的作品的外文譯本在國外獲得了這樣那樣獎項的消息,但中國作家在海外的影響與外國作家在中國的影響比較起來,還是微乎其。

  90年代末,我頻繁出國,去促銷自己的書,去參加文學的會議,儘管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還不能與西方的文學抗衡,但情況較之80年代我去西德時,顯然有了好。譬如我的《紅高粱家族》的意大利文本,僅精裝本就賣了萬餘冊,法文版的《豐乳肥臀》出版三個月就賣了八千冊,這樣的數目儘管與暢銷書不能同日而語,但一部中國作家的小說,在意大利和法國這樣人口不多的國家,能有這樣的銷量,已經是很令人滿意。即便在擁有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很多小說也只能賣出幾千。

  去年我的小說《酒國》的法文版在法國得了一個文學獎(LAURE•BATAILLON),我去領獎時通過翻譯與參加這次評獎的一個評委沃洛丁進行了簡單的交。他本身也是法國的一個很優秀的作。他說這次評獎進入了最終決賽的三部作品都是中國作家的,一部是高行健的《靈山》,一部是李銳的《舊址》,《靈山》為高行健贏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舊址》也是被很多漢學家讚揚過的作品,但評委們最終卻選擇了我的《酒國。沃洛丁說,他們認為,《酒國》是一個具有創新精神的文本,儘管它注定了不會暢銷,但它毫無疑問地是一部含意深長的、具有象徵意味的。這樣的評價通過一個法國作家的口說出來,真讓我感到比得了這個獎還要高。因為我的這部《酒國》在中國出版後,沒有引起任何的反響,不但一般的讀者不知道我寫了這樣一部書,連大多數的評論家也不知道我寫了這樣一部。

  時至今日,80年代那種用非文學的眼光來觀察中國文學並決定翻譯出版的現象依然存在,我認為這是正常的,而且是永遠也不可能消除。就像中國的出版社為了利潤在不斷地製造暢銷書一樣,西方的出版社也希望能出版給他們帶來豐厚利潤的。但畢竟是有很多的翻譯家和出版社正在默默地工作著,不是為了利潤,而是為了向西方的讀者介紹真正優秀的中國文學作。在新的世紀裡,隨著中國作家創作自由度的逐步加大,隨著作家創作個性的充分展示,必將有更多的佳作出現,假以時日,中國作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將逐步提高,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重要性也將與日俱。我作為一個中國作家,中國是我的最佳創作環。我對我自己的創作充滿信心,因為我知道,我用卑下的心態把自己與諸多的作家區別了開。中國向來就有"文以載道"的傳統,許多作家往往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社會地位,錯以為自己真是什麼"靈魂的工程師",肩負著教育人民、為人民代言的重任,這就使他們不自覺地成為了精神的貴族,不自覺地用一種居高臨下的眼光來看待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廣大人民,用這樣的眼光觀察到的生活必然是虛假的生活,用這樣的態度寫出來的作品必然地是虛偽的、缺少生命力的作。這樣的態度,已經被很多作家所拋。也有部分作家,心態狂傲,目中無人,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見、看見了也不願意承認別人取得的成就,這樣的態度,事實上也大大地傷害了他們的寫。我相信,中國有不少像我這樣的作家,我們彎著腰,像辛勤的農夫一樣在文學的田地裡耕耘著,我們在積極地勞動著的同時,又虔誠地祈望上帝賜給我們好運氣,因此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偉大的作品必將誕生,中國作家與西方作家平等交流、中國文學被全世界的讀者所閱讀並喜愛的日子已經為時不遠。

  (本文是為德國《明鏡週刊》而作,2001年9月)
66輪義 小康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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